黄帝认同与陕西公祭黄帝的再思考

时间:2016-08-29 16:31:45 来源:公祭轩辕黄帝网 作者:李桂民 编辑:梁君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受到学界广泛重视,社会上对地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热潮依然未减,这使得史前传说人物,尤其是被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黄帝更加受到关注。众所周知,疑古和走出疑古是20世纪影响巨大的学术 思潮,当今学界,完全否定五帝传说历史素地的学者已经较为少见,对黄帝的认同感不断上升。国内多地每年都举办祭祀轩辕黄帝的活动,并举办黄帝文化研讨会议,再加上各种媒体的宣传,炎黄子孙的认同度和自豪感不断提升,但同时也应看到,有些人仍然囿于狭隘的血缘观念,对于炎黄子孙的提法存有疑问,各地的黄帝祭祀活动仍有进一步规范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相关问题进一步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对于黄帝的文化认同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五帝三王同宗共祖谱系的出现,就是这种认同意识的反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黄帝被当做神和人进行祭祀,具有神、人的双重属性。在古人朴素的信仰里,黄帝骑龙升天的神话相当流行,甚至汉武帝突见黄帝陵,也难以摆脱黄帝升天不死何以有墓的困惑。

    由于历史久远的缘故,先秦文献对于黄帝祭祀的材料比较有限,但从《古本竹书纪年》和《国语》中的记载看, 黄帝较早是作为人君和先祖被臣下和后人祭祀的。战国时期的秦国曾祭祀黄、青、白、赤四帝,秦朝沿袭了这一做法,汉高祖在楚汉战争时期,由于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提出天有五帝,增设黑帝畤,《史记•封禅书》载:“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 汉初保持了遣使或亲祭雍之五畤的做法;汉武帝时,采纳亳人谬忌的“天神贵者泰一”的观点,在甘泉泰畤和汶上明堂主祀天神泰一而五帝辅祀;东汉洛阳南郊圜丘祭祀,五帝作为第二等,黄帝作为五帝之一列在外坛在天神位之下,另外汉代还有对五方帝的迎气之祭。在秦汉制度化的黄帝祭祀中,可以说黄帝的人性隐而不显,不过我们从汉代留存的文字和汉武帝的疑问中,仍可以感知黄帝是上古圣王还是社会的一般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列入祀典的是作为神的黄帝,黄帝作为五色帝、五精帝等享祀,晋代对郑玄六天说提出怀疑,王肃等人提出的五帝不得为天,五帝为五人帝的提法,标志着祭典中是黄帝人王属性的彰显。秦汉时期尽管主要是对神格黄帝进行祭祀,但黄帝是上古圣王仍是社会上的普遍认识,汉代对人王黄帝的祭祀尽管没有制度化,但也存在着汉武帝的临时之祭和王莽时期的以黄帝为初祖的祭祀行为。魏晋时期因袭了黄帝作为天神享祀的传统,主要表现为祭天随祀、明堂拜祀和迎气之祀。南北朝隋唐时期,在传统的五方帝崇拜的基础上,祀典中还出现了五人帝配祭的做法。北魏东巡之时,曾先后四次拜祭黄帝庙,但这一时期的祭祀仍属于临时之祭,缺乏连续性。在宋代,尽管宋皇室把黄帝奉为始祖,但黄帝依然有着神人的双重身份。在黄帝祭祀史上,明清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明太祖时期,不仅黄帝的“人王”属性得到彻底确认,而且还确定了陕西黄帝陵是黄帝的陵墓所在,定期派员到黄帝陵祭祀,奠定了制度化祭祀黄帝陵的基础。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记载上,尽管提到黄帝的很多,但对于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王没有异议,这种局面是在近代被打破的。虽然在20世纪上半期,疑古思想影响很大,但也仅仅局限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长期以来,在中华民族始祖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一种观点,表现为狭隘地理解始祖概念,而忽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另外,始祖本身的提法,其象征意义大于血缘认同,对始祖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只不过多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血缘牵连。从历史上看,对于黄帝的认同不仅仅局限于华夏族本身,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并没有影响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黄帝作为中国远古时代的圣王,得到重视和崇拜,就连一些周边民族也自认为黄帝后裔。可以说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开启的重要时期,对黄帝的认同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对黄帝的崇拜和祭祀亦是中国慎终追远传统的重要体现。

    黄帝陵并非一处,除了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之巅的黄帝陵外,北京平谷区和河南灵宝铸鼎原等地亦有黄帝陵。不过,后两地公祭黄帝的时间较短,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陕西黄帝陵则有着祭祀的悠久历史。明太祖在位时期,“若夫厘正祀典,凡天皇、太一、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 并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查明先代帝王陵寝79处,后由礼部合议,合祀帝王35位,由中部县祭祀黄帝。三年一大祭,由太常寺派遣大臣前往桥山祭祀。清代沿袭了明朝时期的制度,一般是每三年一次派遣使者前往黄帝陵进行祭祀。民国时期,1935到1947年都派员到黄帝陵祭祀黄帝,1948和1949年举行遥祭黄帝陵典礼,新中国建立以后,除了短时期外,基本沿袭了对黄帝陵的祭祀。 从对黄帝陵祭祀的历史看,陕西黄帝陵是公认的祭祀黄帝的圣地,也就是说黄帝陵的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这种优势也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二

    众所周知,在近年的黄帝文化研究中,疑古思想已经淡出主流学术界,一般认为黄帝是史前时期部族首领。不过,综览近百年来黄帝研究的相关成果,撇开极端疑古学者的思想主张不谈,可以看到,还有一种需要加以规范的现象存在,那就是盲目信古思潮。在远古历史研究中,执其两端的方法论都是存有缺陷的。在黄帝文化研究中,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尽管盲目信古思想主要存在于一些非专业人士,但由于其观点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开来,却极大影响了人们对于黄帝的认知。因此,对于黄帝文化研究来说,需要加以规范。历史上许多民族都经历过本民族的传说时代,但并非都像中国传说时代那样,经历那么大的认知转换。至今,国外仍有一些学者不仅不承认五帝,还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夏朝,如果不是在殷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商朝的存在也不被承认的结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研究的方法存在问题。

    在古史研究上,方法论不当,已经被证实会在一些治史严谨学者中存在,怀疑精神对于学术创新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推翻传统的说法态度要谨慎。社会上对于黄帝认知存在的问题,其实是学术界存在问题的反映。学术界还存有争议的问题,很难指望公众对这一问题有着清楚的认知。因此,对于黄帝文化研究需要规范。对于这个规范,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学术研究是倡导百家争鸣的,为何要规范?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规范并不是对学术研究活动的干涉,而是要避免研究中说外行话。可以看到,对于黄帝文化,社会的参与度较高,虽说“人人言黄帝”言过其实,但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对黄帝的看法并不为过。这种规范第一是要通过方法论的普及,使一些非专业出身的学者熟悉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在对待史书中不同的文献记载问题上,古史研究者在史料使用上的基本原则,即记载较早的文献和后世文献的处理上,一般相信较早的记载。这一点,对于古史研究者来说,是基本常识,但是对于其他的研究者还是需要特别指出来。历史学科尽管门槛相对较低,但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研究者起码的专业训练还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发现一个黄帝时代的遗址就说是黄帝城。对于史前遗址的归属,在考古学在中国刚刚起步时期,历史学者就尝试这种联系,今天阅读一些考古学刚起步时期历史学者的著作,会感觉有些观点过时,或把考古发现和早期族群联系错了,实际上这是学术进步的结果。对于开拓性的探索精神值得肯定,但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古史研究者要做杂家,需要多学科知识,古文字学、考古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必须涉猎,并能够用之于古史研究。新发现遗址与黄帝之间并不是不可联系,相反做这种联系的学者很多,问题是必须提出新的证据,而对于史前遗址要坐实自己的结论,往往比较困难,因此,在研究中态度一定要严谨,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切忌把结论下得太绝对,不能忽视历史科学的严谨性。对于古史传说和史前遗址的关系,特别是黄帝和史前新发现遗址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把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黄帝相联系,还有学者把西山古城、红山文化、石峁古城、杨家寨遗址说成是黄帝遗址, 可以说,这些联系虽然都极富有启迪性,但从目前来看,证据依然显得不足。 目前时空、文化特征比较契合的陶寺遗址被考古学者认为是尧都,尚未获得公认,黄帝城的坐实,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还缺乏确凿证据,但这方面的积极探讨值得鼓励,只不过不要把话说得过满,注意一下措辞还是很有必要的。

    三

    在祭祀热的时代背景下,各地的文化名人得到重视,并出现了多地争抢名人的现象,这种乱象是地方利益驱动所的致,反映出文化资源利用上缺乏统筹规划,这个问题仅仅依靠地方是难以解决的,必须依靠更高层面的智慧。可以看到,对于庆典等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民政部近年已经开始着手规范,成立了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了相应文件,对各地庆典实行审批制度,对于庆典活动的泛滥提供了制度上的制约。问题是对于已经建好的一些景区,如何协调各方利益。争抢名人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也是需要及时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不能放任不管,因为这种现象不仅会带来不利的社会影响,也会造成经济上的盲目投资。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政策进行约束,限制一些工程的重复上马,同时要对已经建设好的一些景区要加强宣传指导。就黄帝祭祀而言,各地的黄帝祭祀活动,如果缺乏统筹规划,不仅会给黄帝认知带来混乱,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祭祀的效果。许嘉璐先生曾经针对国家级拜祭黄帝指出:“现在的确到了国家做中华民族文化振兴顶层设计的时候了,也到了出台相关政策,对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各种文化如何携手共进、彼此支持,也就是整合各种体系的时候了,也到了中华民族需要有标记和符号的时候了。” 这种呼吁很有必要,当然,要想解决这一问题,由于黄帝作为传说时代的人物,早在中国古代就影响广泛,各地都有黄帝的传说流传,因此,遗留到今天的黄帝祠庙、黄帝陵并非一处,好在当下祭祀黄帝的地方,并没有涉及黄帝地望之争,因此,只要相关部门加强引导规划,对这一问题的有序化处理并非难事。

    可以看到,陕西黄帝陵的祭祀活动,近年受到了有力挑战,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陕西黄陵、河南新郑、浙江缙云三家,三家的祭祀黄帝典礼都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尤其是河南新郑黄帝故里和陕西黄陵县黄帝陵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可以说,当地政府对于每年的黄帝拜祭活动非常重视,邀请重要嘉宾出席典礼,并每年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一些知名学者为当地祭祀发声,引起了强烈反响。需要指出的是,陕西黄陵县有着祭祀黄帝的悠久传统,最迟从明代开始这里被认为是黄帝的陵寝所在,得到官方认可,并定期祭祀,也就是说黄帝陵的地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历史传统是陕西黄陵县的最大优势,这也是其他地方的黄帝祭祀所无法比拟的。鉴于轩辕黄帝陵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充分发挥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作用,是一个需要提上日程的问题。

    陕西黄陵的黄帝祭祀活动由于得到政府重视,祭祀规格历来较高,陕西省设有专门的黄帝陵祭陵办,在海内外拥有良好的声誉。虽然河南新郑县的拜祖活动起步较晚,至今也不过2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宣传到位,成为陕西黄陵的最强有力的竞争地。在黄帝祭祀问题上,笔者曾提出一种观点,就是陕西黄陵、河南新郑、浙江缙云等地的黄帝祭祀各有特色,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不能简单定正统。 但随着黄帝祭祀上升为国家祭祀的呼声渐高,出现了国家级祭祀黄帝是应该在陕西还是河南的争论。目前来看,把黄帝陵祭祀提升为国家祭祀,多年来仅仅停留在建议阶段,对这一问题可以广泛展开讨论,当然,对黄帝的国家祭祀也有必要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这对于团结海内外中华民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狭隘的血缘观念是不合适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早已经血缘混融,中国历史上的始祖认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对黄帝的认同,不应仅仅是对作为个体存在的黄帝的血缘认同,而是中华民族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也就是说,要把黄帝、黄帝陵上升到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认识高度。

    如何把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落实好,这是个需要探讨、也需要各方重视的问题。第二个规范是对黄帝的祭祀要规范。不可否认,当今社会上的祭祀热有经济利益等方面的推动因素存在,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但一个名人不能无序争抢,对于人文初祖黄帝的祭祀尤其如此。一年之中,好几个地方先后祭祀,很显然,这种做法的社会效果并不好,很容易让人迷惑,因此,对黄帝祭祀适当加以规范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国内虽有许多地方在祭祀黄帝,但有影响的主要有三家,即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尽管三家祭祀各有偏重,但有时也难免发生矛盾,近年则因为把黄帝祭祀上升到国祭应该在哪发生了争论,其实,这三家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要尊重传统,不宜节外生枝。第三个规范,就是黄帝祭祀礼仪要规范。当然陕西等地的祭祀黄帝的礼仪早已程式化,并先后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祭祀礼仪并非尽善尽美,诸多方面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既然是现代人祭祀黄帝,是否考虑用现代人的习惯和服饰来祭,不要照搬古礼,也不要食古不化,如果是模拟古代乐舞祭祀无可非议,否则难免让人有削足适履之感。尽管穿上古人衣服仿佛给人一种神圣感,但现代服饰亦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在祭祀黄帝现场,曾听到有的学者说祭祀礼仪的服装不对,穿的衣服和黄帝时代不相符,不应该穿唐代的衣服等。问题是,穿哪个朝代的衣服更合适,在一些祭祀场合,有的强调要穿汉服,问题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属于汉服,是穿汉代的,还是唐代的,亦或是明代的?无论你穿哪个朝代的服装,都有可能会招致批评。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就穿当代的服饰,因此,建立符合现代习惯的祭祀礼仪很有必要。在中国古代,改朝换代往往都要制定新的礼仪,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制礼作乐。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礼仪并没有在传统基础上损益,而是建立起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因而在一些重要的礼仪上,并没有固定的程式。在黄帝祭祀上,陕西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祭祀黄帝的悠久历史、当下祭墓的习俗、各级政府的重视。另外,陕西方面祭祀活动具有起步早、起点高,这是其他地方的祭祀活动所不具备的。近年来,河南新郑加大了拜祖大典的宣传力度,加上一些一流学者的推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在黄帝祭祀上,在借鉴各地做法的同时,陕西省也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在全国有影响的媒体上的宣传。在宣传上,要突出黄帝陵祭祀的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延续,真正使陕西黄陵县的黄帝祭祀大典办出水平、办出影响,贯彻好“轩辕黄帝陵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对于历史文化,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黄帝陵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作用,这对于凝聚海内外华人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李桂民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