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儒家所推崇的这种“人文化成”的文化软实力，它是由哪此要素构成的呢？这些要素如何能够形成“无敌于天下”的软实力呢？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些考察。
其一，以仁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具有深入人心的道德渗透力和感化力。
儒家倡导君主必须施行德治、仁政。所谓“仁政”，对内而言，能够做到民有恒产、轻徭薄赋、救济贫困、减轻刑罚、保护工商等等；对外而言，则是要做到勤修文德、讲信修睦、以和为贵、以善服人、协和万邦等等。能否行仁政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君主能否保存、扩充自己内在的仁心，孟子道：“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仁德只是一种道德价值观念，为什么统治者们认同、推行这种仁政的理念，就可以“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呢？因为这种仁德价值观念和“人心”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仁德的价值具有对“人心”的内在凝聚力：“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另一方面，仁德的价值具有外在感召力，得到天下的帮助和归顺，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孟子认为，仁道是一种能够得到普遍赞同、欣赏的价值观念，能得到外界的普遍声援、帮助，故而能够产生出来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使天下倾服和归顺，这是任何有形的外在力量不能比拟的。
其二，以礼乐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具有使国家和社会组织内的人们和谐相处的组织力和凝聚力。
儒家所说的“文”、“文化”的软实力不仅是指仁德方面的精神力量，同时还包括礼乐制度的组织力量，仁德与礼乐是一种内外一体的和谐整体，相当于现代政治学所讲的政治结构的组织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价值形态一体化。“礼”是古代中国包括家庭、社会、国家等方面的制度体系和行为方式，所以，“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礼作为一整套人人遵行的制度规范，能够使组织内的人们和谐相处而不生怨限，从而产生极强的社会组织力和凝聚力，即所谓的“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 礼之所以具有这样强的力量，是因为它不仅使仁义道德的精神力量得以落实，同时，它广泛地渗透在法律、政治、教育、军事、宗教等一切社会活动中，并发挥规范化、组织化的作用。即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由于礼能够使国家、社会、家庭保持和谐、有序的秩序，故而具有很强的组织力，这也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乐”是辅助礼的一种手段，它使人们以内心认同礼、服从礼，从而更加强化了这一制度体系内部的凝聚力，即所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礼乐是人内在仁德的外在化、制度化，它具有使人们无怨、不争的功能，从而强化了社会国家的组织力、凝聚力，是一种不同于军事、政治力量的软实力。
其三，以教化为途径施展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的精神调控力和历史影响力。
“文化”能够对个人、社会、国家、天下产生调控力、影响力，总是需要通过各咱不同的途径。而对儒家来说，“教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古代“文化”概念的涵义和“教化”非常接近，均是指通过传播仁德的价值观念、礼乐的文化体系而影响个人、社会与国家。儒家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亦充分体现在他们对“教”、“教化”的重视上。《礼记•学记》中，儒家这样看待教化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教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居于这么重要的地位？其关键是教化能够充分实现“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的特点。对内而言，通过教化能够“化民成俗”，使百姓自觉自愿地追求仁德价值、德行礼乐规范，最终使得社会和谐、国泰民安；对外而言，通过教化而建立的和谐社会、政治秩序，要比依赖政治强制、刑罚暴力、军事威胁更能得民心，更能维持国家、天下的和平稳定，“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总是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离不开文化通过教化而具有的精神调控力和影响力。
儒家所推崇的文化力量就是由上述三个方面构成的。这三种力量均不是以军事、经济、政治为代表的“硬实力”，而是体现为对人心产生感召力、凝聚力、渗透力、影响力等“软实力”，是一种不靠强制，而靠感化的文化力量，也就是《易传》所说的“人文化成”的力量。
当然，能够完成统一天下并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总是既有“王道”，又有“霸道”，即所谓“王道”与“霸道”并用之。就是说，这些不同观点“其言虽殊，辟犹水火”，但往往是“相灭亦相生也”，他们不仅要依靠对人心产生感召力、凝聚力、渗透力、影响力的“软实力”， 也同样离不开军事、经济、政治的“硬实力”。 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政权不具“文化软实力”，就不能够统一天下并实现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