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
内容提要：战国时代产生的“文化”观念，旨在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并具有“软实力”的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人文化成”的角度，思考了“和谐文化”具有“化入人心”的问题。
关键词：和谐文化；软实力；儒家
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为了统一天下的需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争霸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如何实现统一天下的理论与学说，而关于提高“和谐文化”及其“软实力”的观念，正是春秋战国时代中“百虑”、“殊途”中的一种重要观念。
中国古代思想上的“文化”，其“化”是动词，体现出“文”具有“化入人心”的巨大力量。本来，先秦文献中的“文”，一方面是指与道德观念、政治意识相关的人伦秩序、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亦是指与文字典籍相关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但是，一旦将“文”与“化”联合起来使用时，则是指用这些伦理道德、诗书典籍的文化去教化人们，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周易•贲卦•彖传》最早阐发了这种“文化”观念：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国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王弼解释这段话中“人文”曰：“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孔颖达疏云：“正义曰：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贲卦之象。”“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古代学者在这里明确指出，支配世界的权力（“止物”）可以有两种不同形式：武力胁迫的征服天下和文德之教的化成天下。古人将后者称之为“文化”。《易传》作者显然倡导通过文化的力量去“化成天下”。这种将文化的力量与威武的力量对应起来，并且更为推崇文化力量的思想观念，因为“文”使人心悦而诚服地服从，故而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
儒家学派孟子曾把那种依赖、实行以军事方面的“硬实力”来实现争霸的政治路线称之为“霸道”，将依赖、实践“文化”、“文德之教”等“软实力”的政治路线称之“王道”。法家学派就是推崇“霸道”的学派，法家认为治理国家、统一天下所倚赖者就是“力”，商鞅认为：“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法家所推崇的“力”是包括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在内的“硬实力”。所以，法家特别重视“刑赏”、“权势”，认为这些均是体现君主、国家所应掌握的“硬实力”。
对“文化软实力”最为推崇的，是后来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学派。儒家学派推崇“王道”，强调“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它虽然是一种“软”的力量，但又是一种“无敌于天下”的巨大力量。孟子将“以力敌人者”称之为“霸道”，行“霸道”者对外靠军事力量，对内靠严刑峻法。孟子认为推行“霸道”虽能暂时获得统治国家的权力，但决不可能得天下，他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他强调只有推行“王道”者才能得天下，因为行“王道”者推崇“文化”，具体而言就是讲仁政、重德治、行“文德之教”。和“以力服人”的“霸道”不一样，这是一种“以德服人”的“王道”，它是使天下百姓“中心悦而诚服也” 的“软”力量。孟子反复强调这种能够深入人心、感召天下的仁道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远远要超过军事、政治等硬实力，所以孟子反复强调：“仁人无敌于天下。” “仁者无敌。” 所以如此，“文化”、“仁政”是“得民心”的软实力，而“得民心者”必能得天下。
儒家倡导君主必须施行德治、仁政。所谓“仁政”，对内而言，能够做到民有恒产、轻徭薄赋、救济贫困、减轻刑罚、保护工商等等；对外而言，则是要做到勤修文德、讲信修睦、以和为贵、以善服人、协和万邦等等。能否行仁政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君主能否保存、扩充自己内在的仁心，孟子道：“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仁德只是一种道德价值观念，为什么统治者们认同、推行这种仁政的理念，就可以“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呢？因为这种仁德价值观念和“人心”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仁德的价值具有对“人心”的内在凝聚力：“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另一方面，仁德的价值具有外在感召力，得到天下的帮助和归顺，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孟子认为，仁道是一种能够实现普遍和谐的价值观念，故而能够产生出来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使天下倾服和归顺，这是任何有形的外在力量不能比拟的。
儒家所说的“文”、“文化”的软实力不仅是指仁德方面的精神力量，同时还包括礼乐制度的组织力量，仁德与礼乐是一种内外一体的和谐整体，相当于现代政治学所讲的政治结构的组织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价值形态一体化。“礼”是古代中国包括家庭、社会、国家等方面的制度体系和行为方式，所以，“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礼作为一整套人人遵行的制度规范，能够使组织内的人们和谐相处而不生怨限，从而产生极强的社会组织力和凝聚力，即所谓的“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 礼之所以具有这样强的力量，是因为它不仅使仁义道德的精神力量得以落实，同时，它广泛地渗透在法律、政治、教育、军事、宗教等一切社会活动中，并发挥规范化、组织化的作用。即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由于礼能够使国家、社会、家庭保持和谐、有序的秩序，故而具有很强的组织力，这也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乐”是辅助礼的一种手段，它使人们以内心认同礼、服从礼，从而更加强化了这一制度体系内部的凝聚力，即所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礼乐是人内在仁德的外在化、制度化，它具有使人们无怨、不争的功能，从而强化了社会国家的组织力、凝聚力，是一种不同于军事、政治力量的软实力。
儒家对和谐文化的重视，亦充分体现在他们对“教”、“教化”的重视上。《礼记•学记》中，儒家这样看待教化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教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居于这么重要的地位？其关键是教化能够充分实现“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的特点。对内而言，通过教化能够“化民成俗”，使百姓自觉自愿地追求仁德价值、德行礼乐规范，最终使得社会和谐、国泰民安；对外而言，通过教化而建立的和谐社会、政治秩序，要比依赖政治强制、刑罚暴力、军事威胁更能得民心，更能维持国家、天下的和平稳定，“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总是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离不开文化通过教化实现社会和谐。
作者简介：朱汉民（1954～ ），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