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忧患意识源于中华文化中的变易之学
“忧患”一词出于《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的作者认为《易经》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忧患之作。《易•明夷卦•彖传》举例说，殷纣王时期，天下无道，当时周文王被囚，蒙受大难，但是文王内存阳刚之德，外用柔顺之道，终于化险为夷。
战国末期，学者们研究《易经》，将研究心得写成《易传》（或《易大传》）一书，共分十篇（亦名“十翼”），其中《系辞》（上下）着重论述《易经》的理论要义。据当代学者高亨先生（1900—1986）的研究，“此两篇长文（即指《系辞》上下），结构不甚谨严，有文句前后相重者，有文意前后相复者，又有似随意记录或简篇错乱者。”
高亨先生的看法值得注意。我多次研究《易传•系辞》，都感到其中似乎缺少一贯的思想，相互矛盾处颇不少见。再三推敲，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由于《易传•系辞》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众多学者研究《易经》心得的汇集，加上竹简整理的粗疏，肯定有上述的不足，尽管如此，我们提炼《易传•系辞》中的主旨思想，排除与此相悖或矛盾之处，是可以做到的。
在《易传•系辞》作者们看来，《易经》主要讲天地、人事变化的道理，这简称为“变易之学”；人们通过占卜，就会知道如何趋利避害。正如《系辞下》所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一不在变化，礼仪刑法也是如此。当事物达到极限，会发生变化；变化了就能发展；发展了就能畅通；畅通了就能长久。基于此，《易传•系辞》的作者们用“生生”、“日新”等来指称事物变化的过程，肯定它，赞美它。《系辞》还从历史角度阐明事物的变易之理，如黄帝、尧、舜时期的各种文明创造，给社会带来福祉，就是很好的例证。
《易传•系辞》进一步研究了事物变易的内在根源，认为阴阳、刚柔、动静、吉凶、祸福、存亡等对立方面的相推相摩，引发了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用“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八个字来说明：人们认识事物变化之奇妙，赞之为“盛德”。洞察此，君子们才能够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易传•系辞下》）。由此可以看出，《易传•系辞》的忧患意识是从事物变易之理推断而出，体现了中华古代文化中朴素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形态，当然还有其它理论形态，这在《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古籍中得到体现。总之，中华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绵延不断的辩证思维，使中华民族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是考虑到正反两面，并且能够预见事物的发展方向。
以上是我们从《易传•系辞》中提炼出来的正面论述，不过，也应当看到，在同一部古籍中并非只表达一种思想，有时多种思想并存。例如在《易传》中也有认为“天”是神性的观点，并且把天、地分割成贵贱的等级（见《易传•系辞上》），同时其中也不乏神秘主义因素。因此我们对待中华古代文化应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四、忧患意识的演变与发展
忧患意识历代相传。唐代政治家魏征(580—643)将“忧患”解为人的精神状态，据《新唐书•魏征传》载，他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治国理政者能够不忘国家的危险因素，从而采取预防的措施，社会有望趋向安全；能够考虑明白混乱的原因，社会才能逐渐太平；能够思考清楚灭亡的原因，社会就能变得稳固。在魏征的论述中，包含有忧患意识与社会和谐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种要点。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也就看不到社会矛盾，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妥善方法，建造不了社会和谐。因此，对于治国理政者来说，即或是在非常顺利和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刻，仍然要谦虚谨慎，牢记“自强不息”这个中华文化的古训。
这里要提到大家熟知的《贞观政要》一书，该书为唐代史家吴兢 (670—749)所著。他生活在武则天至玄宗时期，看到当时社会繁荣的景象，也觉察到社会中存在着的某些危机；因此，他的这部著作并不完全是歌功颂德之作，还含有忧患意识以及对于社会矛盾的关注，后人从中可以得到启示。
关于忧患意识，人们经常将北宋时期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的《岳阳楼记》一文作为代表，要人们去诵读，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是很有见地的。
范仲淹有丰富的政治和实践经验，曾在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率军遏止西夏军的侵扰。访问过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此楼唐朝时初建，宋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著文以记其事。首叙岳阳西著名大湖洞庭景观，次叙在淫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感物而悲，再叙春和景明之际登楼览物而喜。最后问如何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回答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里提出了问题：政治家们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信念？范仲淹对此做出了明确回答：在朝廷做官，要情系黎民百姓；不在庙堂之上，仍然要有对于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和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范仲淹把我国古代的忧患意识提升到忧国、忧民的高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述忧患意识在明、清时期又有发展。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忧患情怀表现在他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上，声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企图为政治革新找到一条新路。到了清代后期，人们的忧患意识又表现为民族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潮，有了崭新的内容。
我们今天强调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由于它渊源于中华古代优秀文化，因此，介绍古代忧患意识的若干内容，会有助于人们对于忧患意识的理解。不过，也要看到，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不是我国古代忧患意识的翻版，而体现在为民族复兴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伟大目标上。对此我们应当学习，常怀忧国之心，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使社会永保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