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明感恩是感恩历史发展的结果
提倡文明感恩，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古人用的感恩的同义词有报恩、谢恩、报功、报德等，使用最多的是“报”字。比如，大约形成于春秋末期至汉初的儒家经典《礼记》，收录了一些有关感恩的思想材料。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古代感恩文明化发展的大概情况。
将感恩活动和礼仪相联系，再将礼仪活动提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从而间接将感恩和文明相联系，是感恩文明化的第一个表现。《礼记•乐记》也记载：“礼也者，报也。”报本反始，是礼仪的基本功能；而报本反始又正是感恩活动的实质所在。 古人将感恩和礼仪相联系，肯定“礼尚往来” 的礼仪主要以“报”为核心的感恩为主，是感恩活动自觉的表现，也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感恩观从礼仪观中突显或独立出来的标志。
在中国文明史上，礼仪是发展到殷末周初时才产生的文明成就；到春秋末年，以孔子为代表，形成了以人学为基础的全新礼仪观。根据他们看，符合礼仪就是人有文明修养（“文”）的表现，没有礼仪修养的人只能称为野蛮（“野”）人。礼作为文明内容之一，就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看成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将礼仪提升到人性内涵的高度来思考其意义。表现在外的具体礼仪制度、人们内在的礼仪修养（认识、情感、自觉性等）、人性中的德性基础，被看成礼仪的内在基本结构，组合在一起，才构成礼仪文化的完整面貌，这就是礼仪文明的主要意义。
在儒家看来，感恩属于“仁”的内涵之一。何以为证？《礼记•檀弓上》：“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可见，礼乐所表示的情感，就是仁。而感恩情感作为礼仪活动中的情感基础之一，当然也是“仁”范畴的内涵之一。在孔子那里，“仁”概念的一个意义是爱人。《礼记》则总结说，“义”是“仁之节”，“礼”是“义之实”。感恩情感的适宜、节度，便是义，表现为言语行为规范，便是礼。所以，感恩包含了感恩情感、感恩伦理、感恩礼仪在内；本着感恩情感，符合感恩伦理，实施感恩礼仪，就是感恩活动，也可以说就是文明礼仪活动。
感恩文明化，一个重要表现是对感恩进行理性认识，越来越有成效。
在原始社会的礼尚往来关系中，生前“有功德于民”，是获得人们尊崇祭祀的条件。黄帝因为创造文明有功，享有人文初祖地位，便受到人们长期祭祀。在政治制度上，《尚书•周书•武成》已有“崇德报功”之说，孔安国解释其意是“有德尊以爵，有功报以禄” 。确实，周朝制度，天子巡狩，诸侯“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 。这种制度包含了周天子对贤明诸侯的感恩情感在内。到汉代，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臣下对君王的报恩观念盛行起来，所谓“虽日有益，月有功，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也” 。东汉学者王充总结说：“缘生人有功得赏，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云雨润万物，……社稷，报生万物之功，社报万物，稷报五谷。” 在古人看来，凡有功于人类社会文明历史进步的，不论是君王还是诸侯、大臣，不论是自然物如天地日月、山川草木，还是历史人物，都应获得后人的报恩或感恩；祭祀正是报恩或感恩的具体形式。
如此，感恩对象不再限定为上帝、鬼神，而是在理性认识基础上锁定为“有功德于民”的人或物；感恩方式不再是对感恩对象的盲目崇拜，而更多的是像东汉王充《论衡•祭意》说的“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上。这说明，人们对于感恩对象的认识更加理性，而对于感恩对象的感恩也越来越人文化，越来越符合文明的要求；而这是和整个中华文明史的进步相适应的。
古人已经注意到，感恩活动也可以在逻辑上划分为几个阶段。《礼记》提出“不忘本”和“报本”，北宋大儒张载又在其中增加了一个阶段，即“推本” 。《礼记•礼器》记载：“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出者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反本修古，就是饮水思源，怀念前贤的恩德，缅怀对方的业绩，是“不忘本”；见贤思齐，推己及人，就像施恩于他人、造福后世的前贤那样向他人施与恩德，让世界充满爱，这是“推本”；本此以对待他人，实施礼仪活动纪念对方，学习发扬对方的优良品德，推动文明历史进步，是“报本”。
像不忘本、推本、报本等对感恩活动环节的这些分析，让人对感恩活动的认识更加清晰、细密，当然是古代我国感恩观在理性认识支持下得到发展的表现。
感恩文明化的第三个表现是，感恩原则不断理性化、人文化。在个人修养活动过程中，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命题，要求人们恰当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落实到感恩问题上，孔子具体提出了两个原则：“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后人对孔子提出的感恩原则进行不断诠释，就体现了感恩观的理性化、人文化发展方向。
《礼记•表记》记载：“子曰：以德报怨，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大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 孔子在这里解释朴素的直报原则，均有其相应的社会效果。以怨报怨有惩戒施怨者的作用，是典型的朴素的直报原则的实施；以德报怨则是“爱身以息怨” ，但也有教化他人的功效；而以怨报德则应完全否定。由此看来，孔子是反对以怨报德，肯定以德报怨和以怨报怨的。这一态度，也符合《论语》里孔子对于直报原则的论述。
爱人思想落实到现实具体的伦理情境中，落实到他人对我有恩，我如何爱此人的问题上。回答就是感恩。感恩也包括对于怨应如何报答的问题在内；换言之，于我有怨的人应该如何爱、如何感恩呢？
根据孔子提出的直报原则，如果具体情境变化了，他人对我有仇，则爱人的表现，便是“直”；而后人对“直”的理解，又表现为一个过程。《礼记•曲礼上》记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这里反映的应是西周以来朴素的报仇观念。在另一处，也记载子夏向孔子请教如何报仇，孔子回答：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共处国。这一记载很可能不是孔子所言，或许有孔门弟子假托孔子以自显，甚至有可能是汉儒假托以立论，也未可知。因为这种报怨方式，很符合以孝治天下的汉代的侠士作风。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我们至少可以将这一记载看成春秋时期甚至战国时期儒家对孔子“直报”原则这一思想的具体化思考。
据此，直的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有仇报仇，有恩报恩。
南宋大儒朱熹开始有意识地将“直报”原则解释为当报则报，不当报则止。意义是多重的：第一，扩大了“直报”原则的解释空间。意味着，不共戴天也可；化解仇恨，忘怨不报也可。第二，这一解释，还巩固了感恩原则的基础——不再只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互相平等交易的市场原则上，而是更建立在人性修养的基础上。没有应有的人性修养，无论报恩还是报怨，都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缺乏实现报恩或报怨的应有认识、方法和能力。第三，还提升了感恩原则实践中感恩主体的理想人格境界——从一般的人，从感恩者和施与人相等的人格境界，提升到这样一个新的境界：在此境界里，感恩者有力图超越对方人格境界的认识和动机，事实上可以形成超越对方人格境界的态势，将来也极有可能达到超越对方人格境界的高度。
朱熹诠释的直接结果是，朴素的直报原则，上升成为人文的、理性的直报原则；这一提升，使包含了复杂内容的“爱人”思想，通过引入具体伦理情境分析，而突显了其中感恩这一主题的意义。古代儒家的感恩观，由此而包含了更文明的内涵，从而完全成熟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