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春海
臺灣‧臺北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一、前言
十九世紀中葉，經過現代化洗禮後的西方列強以其軍事、經濟、政治強權不斷地挑戰中國，也挑釁清朝的中國文化沙文主義。清朝回應無力，連連戰敗而喪權辱國，也導致知識份子對中華傳統文化產生質疑，於是有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提法。民國以後，中國仍受到國際強權的屈辱，中國文化自鴉片戰爭一百五十多年以來，一直都蒙受不同方式和程度的貶抑與摧殘，最令人矚目的莫過於五四新文化建設以及其文化大革命時期提出破舊立新，擬全盤西化或馬列化之論調。清明祭祖是行之已千餘年的老舊文化。老、舊是一事實判斷與辭，是否就等於負面的價值判斷語辭，頗值得我們從較大較高的思想格局來深思和予以檢驗。清明節蘊含了中華兒女深厚的歷史感、文化意識及對祖德流芳的緬懷、感恩而思善盡繼往開來，昂揚歷史文化香火的人文責任。清明祭祖的感恩意義及其營造家庭、社會、國家和諧的人文價值，不少學者已發表過精闢的高見，筆者擬由文化哲學的視域，分別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當代新儒家的文化宣言、北京〈甲申文化宣言〉的中西文化對比及中國文化往何處去的論述，進行一脈絡化的回顧，再扼要勾勒清明節的文化本質及其內在的意義和價值；最後透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西方社群主義對中國五四運動以來所崇尚之西方自由主義的批判，來旁證出清明祭祖在中國文化社群生活中的可能深層涵義，以及針對當前教育與文化的若干不足處提出對未來的期許，粗陋之處，尚祈與會各方賢達不吝指正為盼。
二、「五四運動」以來學者對中華文化之論評史脈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華文化之論評
中國自一八四0年鴉片戰爭失敗，在接而連三的列強霸凌中國的屈辱下，知識份子將主因歸咎於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通不過西方強勢文化的挑戰。知識份子有鑑於救亡圖存的急逼感，激越地否定中華文化，遂演變成一九一九年全盤性反傳統的五四運動。以胡適和陳獨秀為主導的五四反傳統論者，把民主與科學為特質的現代化為中華文化不得不破舊立新的充要條件。陳獨秀把民主稱為「德先生」、將科學稱為「賽先生」，為了迎接這兩位洋先生，便以全盤摧毀中國文化為前提。他們高喊「把線裝書丟入茅坑」、「打倒孔家店」和「全盤西化」。當時所謂「西洋文化」實指歐洲文化，亦即歐洲的近代和現代文化，可通稱為歐化。他們所肯認的民主價值在「自由」、「平等」，亦即法國革命所發表的「人權宣言」之人權的二項主要訴求。所謂自由指個人的自由，若無個人則自由無從談起。個人是自由主體，因此，當時所崇尚的自由主義係以個人主義為前提。個人要避苦趨樂，追求幸福，於是提倡英國的功利主義。陳獨秀認為要實踐功利主義則應從振興產業經濟著手。綜觀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宣揚的思想，其概念範疇主要為：國家、民族、自由、個人、樂利、功利、現實、職業、科學、自然、唯物論、進化論、無神論。平心而論，五四新文化運動訴求民主、科學以振興民族，原則上是正確的，重視職業和勞動價值、男女平等、自由戀愛、小家庭制、白話文…等是不可抹殺的成就。不可諱言的，新文化人士以為社會國家要進化，就得創新文化，不加批判和選擇的全盤西化是不負責任的無知和盲從。他們對歐洲與中國歷史文化沒有深刻的瞭解，對中華文化缺乏內在相應的理解，對西方的民主、科學也未深入其理論核心和精神內涵，呈現出他們的盲點、誤區和侷限處。他們挖鬆了自己文化的根，全盤否定中華文化的傳統，一味全盤西化，卻無力深刻理解西方的精神文明發展史，也就無法有機的吸收、消化西方文化精髓。因此，他們造成新舊文化不能調和的對立、分化、衝突，結果既不能創造健旺的中華新文化，卻動搖了舊文化的根基，造成思想的混亂和真空狀態，青年們進退失據，精神徬徨、苦悶。
（二）一九三五年王新命等十教授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這份「文化宣言」發表的背景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四年，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前兩年。在那個年代，中華民族處在內憂外患極深的關頭，如何由民族文化覺醒民族意識。同時，在外來強勢文化的挑戰下，如何挖掘出民族文化的精神價值，資以再發展而挺立文化的自信心和主體性，確實關係到民族文化救亡圖存的根本路向這一民族性的共同問題。這份文化建設宣言的問題意識源發於他們所謂：「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的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 依其表述的涵義，從主導世界文明的西方強勢文化的侵襲勢頭來看當時的中國，中國文化在歐風美雨的狂掃下，中國文化特質淡化了，具中國文化陶冶的知識份子逐漸勢微。因此，他們悲觀痛心地指出文化意義的中國能見度越來越不明顯了，逐漸消失在文化的生活世界領域中了。對讀者而言，這份宣言真是震撼人心的駭俗之論。
這份文化建設宣言指出中國文化在世界史上曾佔有很重要的位置，鴉片戰爭後，列強入侵，中國回應乏力於是致使中國文化發生「質」的變動，從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到「以解於思想束縛為中心的五四文化運動」，中國人的思想在不斷的波動中遂為之一變。文中肯定五四文化運動對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全國性聲浪起過積極作用，然而，他們肯切的斷言：在文化建設方面，全盤復古的文化主張固然行不通，但是全盤西化的期望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們提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不宜全盤復古或西化，應挺立自我，訴求既順應世界文明發展潮流，也兼顧適合中國國情的文化路向主張。
他們陳述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針對性在於「此時此地的需要」，至於文化建設的具體方針，他們主張中國一方面需要自我認識，另方面要能培養世界眼光。在操作原則上，應檢討過去，去蕪存菁而不盲從，對西方文化不盲從，取長捨短，則優而習之，宜把握現在，創造未來。他們提出文化建設的目的為「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這份宣言發表後，受到廣泛的關注和一些質疑與批評，四個月後，十教授發表〈我們的總答覆〉一文，對當時爭論的六項問題， 做了闡釋。值得注意者，他們對「此時此地的需要」明確的說明為「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覆文的總結為「故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是一種民族自信力的表現，一種積極的創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這種創造過程中的必然使命。」 這份宣言表現了十位教授對民族文化在其歷史處境的深切關懷和憂慮，也理性而客觀的提出對中華文化傳統及西方列強所仗持的強勢文化，皆應沈澱盲目的激情。期勉國人應有遠大的眼光，理性的態度，針對「此時此地的需要」，以及創造將來美好的遠景，檢驗中、西文化，通過批判揀擇其精華，去其糟粕。饒富意義者，他們不但表達出對民族文化重建以振興中華的高貴心願，且期望振興民族文化的價值也有其對世界文化具珍貴貢獻的宏觀格局、器量與開闊的文化胸襟。
（三）一九五八年，當代新儒家的文化宣言
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四位新儒家具代表性學者於香港《民主評論》聯名發表了一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這份宣言的歷史背景乃是中國在世界地位較為低落，國人缺乏對自己文化民族自信心，西方人（包括漢學界）對中國文化有所誤解和扭曲。因此，這四位當代新儒家的代表共同提出他們對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看法，釐清西方學者的認知偏差，也企圖導正國人對民族文化核心價值所在的理解。該宣言計有四萬多字，分十二部分，可劃分成三大論域。第一部份為：（1）、提出所以發表該宣言的理由；（2）、分析世界上學者們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三種動機、路向和缺失；（3）、宣言對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生命之肯定；（4）、論述中國哲學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及其與西方文化之差別；（5）、中國文化中的倫理道德和宗教精神；（6）、中國心性之學的意義；（7）、中國歷史文明所以能悠久的理由。這一論域的主要論點在透過對中國文化特質的概括，特別是中國人對其國族文化的特殊情感論調，質疑西方啟蒙理性所建構之具普世性的規範、法則或標準，能如同胡適等人所言，可以全盤套用到中國來。宣言中採取特殊性對比於普遍性，感性與理性的對比。所謂普遍性意指法國啟蒙思想的領導者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Voltaire）、狄德羅（Denis Diderot）、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等人主張人與人之間具有理性的同一性，因此，由理性所建構之法規和制度，不但具有普遍性，且有唯一性的含義，可適用於人類不同地域的國家，產生相同之動效。這種有見於普遍性而蔽於不同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明於理性的客觀性而眛於情感的主觀性之啟蒙主義思潮，在十八世紀就遭受到德國浪漫主義及民族主義的尖銳批判。批判者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獨特性是不可化約，亦不容抹煞的。 新儒家這份宣言的論點和十八世紀的德國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論點有點相互發明處。
第二論域涵括了：（8）、中國文化之發展與科學；（9）、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10）、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在這份宣言之前，梁漱溟、馮友蘭皆以中國文化的價值取向在於「向內求善」，對「向外求知」的科學似乎「毫不需要」 。當代新儒家肯定五四運動以來，民主與科學已蔚為中國人共同的時代需要，希望早日能具體實踐，他們之中以徐復觀對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投入最顯著，有些地方甚至比胡適還更直接，更有勇氣些。 當代新儒家學者在這份宣言中指出：「傳說中之聖王，都是器物的發明者，而儒家亦素有形上之道見於形下之器的思想，而重『正德』、『利用』、『厚生』」。天文數學醫學之智識，中國亦發達甚早。在十八世紀以前，關於製造器物與農業上之技術知識，中國亦高於西方，既然如此，那麼眼前的事實，何以近當代的中國沒有西方科學研究成就呢？這份宣言推導出來的結論是「中國古代之文化，分明是注重實用技術」 質言之，中華文化不能產生成熟之科學，其主因是欠缺西方文化中為追求真理而求知不已的科學精神。那麼，我們應該向西方學習何種科學研究的態度呢？宣言中做了更進一層的闡釋：
西方科學之根本精神，乃超實用技術動機之上者。西方科學精神，實導源於希臘人之為求知而求知。此種為求知而求知 之態度，乃是要先置定一客觀對象世界，而至少在暫時，收斂我們一切實用的活動及道德實踐的活動，超越我們對於客觀事物之一切利害的判斷與道德價值之判斷，而讓我們之認識的心靈主體，一方面如其所知的觀察客觀對象，所呈現於此主體之前之一切現象；一方面順其理性之運用，以從事純理論的推演，由此以使客觀對象世界之條理，及此理性的運用中所展現之思想範疇，邏輯規律，亦呈現於此認識的心靈主體之前，而為其所清明的加以觀照涵攝者。
這份宣言務實的承認中華文化傳統缺乏西方科學與民主的建構。宣言中還反求諸己，檢討總結出中華文化與科學建構不相契的原因在太過侷限於「正德」、「利用」、「厚生」的價值。牟宗三在後來的《政道與治道》一書中，更深切的反省出中國文化中偏執於道德主體的充量發展，投注於「物我雙忘」、「天地萬物一體」、「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的本體、工夫與境界之向度，導致道德主體定為至高至尊，政治主體及知識主體則隸屬在道德主體的位階之下。在道德優位下，道德主體與知識、政治主體之間，形塑成「隸屬格局」（sub-ordination）而非「對列格局」（co-ordination）。「對列格局」是牟宗三認為這是西方文化能據以發展出科學和建構出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所在，因此，牟宗三強調中國要發展出民主政治及獨立自主的科學研究精神，必須自覺地將原來的「隸屬格局」調整為「對列格局」。 當代新儒家學者們對民主與科學的理解遠較五四時代的學者們深刻些，論述的內涵也較具學術性，使中國人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更往前推進了一步。
宣言中的第三論域當指（11）、我們對於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應學習於東方之智慧者；以及（12）、我們對於世界學術之期望。這是以宏觀的視域，更高大的格局來檢視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亦有可供西方及至全世界之高度所借鏡和資取的資源。宣言中不認同中國文化由於欠缺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導致如胡適等人武斷的判定「中國文化百不如人」的論調。宣言中將中西文化評比後進行了文化判教，具體而微的列舉出中國文化中有五個方面是值得西方人借鏡的，這也是立足於世界文化的高度，檢視中國文化可資貢獻於世人處。這五點分別如下：（一）「『當下即是』之精神，與『一切放下』之襟抱」；（二）「圓而神的智慧」；（三）「溫潤而惻怛或悲憫之情」；（四）「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五）「天下一家之情懷」。 中國文化所具有的這五種特質與西方近當代文化有著對比性的差異。他們期望西方文化能學習中國文化的這五項特質，則西方人將能消解其權力意志和宰制意志。同時，西方人若能肯認中華異質文化的存在事實及其蘊含之內在價值，則能學會重視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且對其他民族發展其自身歷史文化的要求，才能表示一種敬意和同情。若能如此，則近代的宗教戰爭，國際間的衝突，經濟上階級之衝突，國際貿易之摩擦才能緩和，乃至避免。若全世界有集體性的自覺和共識，則各民族文化才能長久的發展，整體人類的和平才有可能謀求。這份宣言有這種世界視域的宏觀及對人類整體前途之關係，才足以表達出儒家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世界性精神文明之價值。
（四）2004年北京〈甲申文化宣言〉
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第二十多年，走向「和平崛起」之際，面對西方科技及商品經濟的全球化大潮，二00四年九月三日至五日，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在北京召開「二00四（甲申）文化高峰論壇」。 論壇的發起人分別為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等五位先生。 宣言的背景是「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問題焦點在於「這一顯見的世界趨勢（全球化）既推動了人類文明，特別是科技成就和企業經驗的共用，也凸顯出國家、民族、地區之間不同文明的差異、分歧和衝突。」；目的在「向海內外同胞，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們的文化主張」。 宣言所主張的內容有五大論點：（一）任何國家民眾皆享有自身文化創造、發展和選擇的權利。因此，文化的多元化及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文化既與存在的基本形態。因此，文明之間應相互對話，相互交流和參照，且藉以消除隔閡、誤解，降低偏見，反對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及其所衍生的政治角力、戰爭和災難；（二）中華文化是海內外華人的精神家園、情感紐帶和身份認同。中華文化也蘊涵了自強不息、兼容之氣度及靈便智慧之特質；（三）中華文化注重人格、倫理、利他、和諧的東方品格和傳揚和平資訊的人文精神。中華文化所具有的特質及人文精神，對於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負面現象，以及對人類安寧與幸福的正向價值追求，必將提供具啟發性的精神資源；（四）當今的中國人應當與時俱進，深思熟慮自己的傳統文化，學習值得我們吸收的世界各國文化優點，藉以發展中國文化。宣言中還列舉了他國值得我們學習的價值清單：自由、民主、公正、人權、法制、種族平等、國家主權等；（六）呼籲各國政府應推行積極有效的文化政策：保護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宣導對異質文明的理解和尊重。實現各國、各民族間不同文化形態表達和傳播的公平性；加強公民教育的推行，激勵各民族、國家和地區間的文化交流。宣言發表後引發了正、反兩面的凡響。綜觀這份宣言，涉及的問題繁多，層面龐大，行文難免浮泛，缺少學術理論根據的深刻分析，所提出的觀點與觀點之間不夠系統化，欠缺嚴謹性和細膩性。這份宣言處在中國和平崛起，綜合國力日趨提升的形勢下，反映了學者們對中華文化價值的自我理解、認同，重建對自家文化的信心和主體性。同時，這份宣言也提及中華文化在新的世界文明發展格局之精神需求。
綜觀四種文化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呈現了破舊立新的激情，以付出挖掉中華文化本根性的代價，企求全盤西化來救亡圖存，其動機有值得同情處，然而在手段和遠見方面，頗值得商榷。後三種文化宣言形式的論述，皆針對五四新文化建設及其遺緒進行深思、駁斥和修正。最後二種文化論評不但同第二個文化宣言般地喚醒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自覺意識，警惕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失根及失落的可能性，而且對中西文化之互動提出了較成熟的見解。這兩份宣言一方面在對中華文化的檢驗中確認了其內在的優點和值得繼承的價值，另方面也檢驗西方近當代文化的特徵，以文化的價值理性評比出優缺點。他們把中華文化置於世界文明發展史的高度，前瞻性的提出中華文化可資以借鏡於西方及世界上其他民族、國家處。同時，他們也不約而同的呼籲中、西及其他世界文化應在相互尊重對方文化主體性及文化人權的基礎上，促進文化交流以相互理解，不但可以化敵為友，且相輔相成，不但可提升自身文化的水準，也可在相互融和、凝結中共締世界的和平及可久可大可遠的世界新文明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