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田文棠
从个人行为和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讲，感恩不但是一种传统的美德和可贵的品质，而且也是一种极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因为人们往往是在“知恩图报”的感恩思想和感恩心境感召下，不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努力为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做出应有的贡献。
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感恩则又是传统文化生成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内在动力。这是因为作为意识主体的人，在构建其主体意识的长过程中，始终是以自然存在着的外部环境、族群生活及社会现状作为先决条件，通过人这一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感恩主体及其感恩认知因素的积极参与，方才逐步对自己所在的自然客体、族群社会及人的本质有所认识，并积累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感恩文化和民族精神灵魂。
据我国民俗文化专家介绍，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七正好是中国传统习俗中的“人日”，即“人的生日”。而且，这一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历史的“人日”，即是起源于感恩回报的传说故事。据《庄子•应帝王》记载：古时有倏帝、忽帝和混沌三位神仙，倏和忽常去混沌家里做客，受到热情款待。为了感谢回报混沌，便告诉他：“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他们按照此说在混沌身上一日试凿一窍，过了七日方凿好七窍，于是，堂堂正正的人便从此诞生了，但混沌却因此而死去。
这个“人日”的传说故事告诉我们：人作为感恩的主体，就是在前人感恩的基础上来到这个世界的，但他又必须在感恩的辛勤劳动和诚恳工作中去为他人创造幸福，创造未来。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感恩文化就是在人们的感恩认识与无穷无尽的感恩行为中形成的。在我国历史文化的早期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的不同形态的感恩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史前时期，以“祖宗崇拜”为主要内容并包括“自然崇拜”、“英雄崇拜”在内的新石器文化，就是我国最早的敬畏形态的感恩文化。那时的原始先民，面对强大“异已”的自然力量和自然世界，一方面要受制于它们，另一方面又要依靠和利用自然以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这样，原始先民就同整个自然世界及现存各种实物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进而对其产生畏惧和崇敬的感情，甚至以巫术图腾的活动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外界神密力量种种恩赐的敬重和拥戴。
较晚出现的“祖先崇拜”，更是原始先民对死者的崇敬和追思，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地进入“天国”，并保佑后代平安无事。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上古时期有不埋亲人的习俗，但当人们看到自己亲人尸体，被狐狸啃食和蝇蚊叮咬时，心中甚为惭愧。为了表达对亲人的恩感和追思，便有了埋葬亲人，并以葬具“蔂梩而掩之“，同时举行祭拜仪式的习俗。应当说，这种“祖宗崇拜”正是我国传统感恩文化早期萌芽状态的一种表现。
至于“英雄崇拜”则是新石器晚期出现的一种以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以部落首领和神化人物为崇敬对象的感恩文化。但其文化理念已经由新石器早期和中期的和谐统一、民主平等的文化风格开始转变为赞美力量，崇尚刚强的文化精神。比如对敢于并善于同自然现象进行抗争的杰出人物黄帝的崇拜，对所谓能够“绝地通天”的巫觋人物的崇拜，对长于“协和万邦”德高望重的贤能人物的崇拜，等等。
我国西周时期，由周公姬旦“制礼作乐”所创建形成的“以德治国”的礼乐文明，则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的一种礼仪形态的感恩文化。《尚书•泰誓》认为：“惟天地万物父母”，而“元后作民父母”，意思是说，天地生成万物，所以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而一国的君主又是老百姓的父母。但那个名叫受的殷纣王，却“弗敬上天，降灾下民”，寡恩缺德，残害百姓，所以，“皇天震怒”，就改换了他这个长子，让文王、武王做人间的“天子”，去完成剪灭殷商的大业。用召公的话说，这就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
西周建立以后，周公作为辅助武王、成王的大臣，便提出“明德恤祀”、“敬天保民”的主张，并通过多种形式的祭祀活动，实行包括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及凶礼等多种礼乐形式在内的礼仪制度，以谐和人与天地自然、人与族群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以达国家长治久安。战国时期的荀子，则将周公礼学的文化内涵集中概括为“礼有三本”，即“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后人又将其概述为：“天地君亲师”。这里，实际上已就礼仪文化的感恩对象或感恩客体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汉唐时期已经普遍实施的“孝道”形态和“法天”形态的感恩文化，则是继西周礼仪文明之后的又一种深层次的感恩文化。它是由儒家和道家共同创建营造的。儒家和道家学派，虽然兴起于春秋时期，但其思想学说真正融入社会实践并发挥积极作用，应当说是在汉唐时期。儒家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的“孝悌”、“法天”思想正是汉唐乃至汉唐以后感恩文化的理论基石。所以，汉唐及汉唐以后的君主，不但坚持“以孝治天下”、“天人共生”的治国理念，而且，绝大多数的君主，在自己的谥号之前都要加上“孝”字，以示对祖宗的尊敬和感恩。
据不完全统计，两汉时期共有24位皇帝，除刘邦与刘秀之外，其余22位皇帝的谥号前一律加有“孝”字。唐代的22位皇帝，只有二人的谥号中没有孝字，其中一位是末代皇帝哀帝，因为他把国家弄丢了，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孝。两宋时期，在18位皇帝中，除南宋末年的3位亡国之君和太宗赵光义的谥号中没有孝字外，其余14位无一例外都是孝子。明代17朝16位皇帝，就有12位有“孝”字谥号。清代12位皇帝，除末代皇帝宣统外，其余11位的谥号都有“孝”字。这充分说明《尚书》提出并由儒家学派继承发展的“孝道”感恩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以至继之不绝，传之不衰。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丰富又极其完备的感恩文化形态和资源，可供我们开发利用和借鉴选择。另外，从感恩文化的特征来看，它是通过感恩这一独特的富有感情色彩的人文认知视角，在感恩主体与感恩客体，即人际之间、代际之间、天人之间、族群社会之间，乃至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沟通，多方接触的桥梁，对促进社会和谐，和睦人际关系，保存民族传统，坚持稳定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大力宣传并尽心弘扬优秀的传统感恩文化乃是推进现代感恩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近些年来，政府及有关党政领导机关，对传统节假日及各种祭祀纪念活动的关注，对红色旅游及出境观赏世界闻名历史人文景点的提倡，对种种有关国际文化交流交往的重视，固然有拉动经济，强化我国综合国力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考虑，但其根本的着眼点仍然在于提高整体国民文化素质，增强公民道德修养，凸现我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实，这也正是现代感恩文化建设所必有之的重大举措，如持之以恒，必有大益。
最后，我想谈点个人对感恩文化的认识与体验。我出生于一个正在衰落的农民家庭。父亲兄弟四人，除二伯父在外谋生，终世未得回家之外，父亲和大伯父也先后英年早逝，惟三伯父和几位伯母支撑家业。去年参加了省上举办的“清明感恩”文化研讨会，受到启迪，意欲在今年清明祭祖之时，为祖宗立碑撰文，以对祖辈父辈的养育之情之义，深表崇敬，深表感恩，并终生继承其艰苦奋斗，知难而进的拼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