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怎样加强整个社会的基础伦理道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回顾历史的经验，也要借鉴外域的经验，同时还要思考建设性的可操作方法。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有“教化”、“风俗”的观念。而“宣教化、敦风俗 、正人心”是自古以来的国策。据《史记》记载，五帝之一的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在基层管理方面，汉承秦制，“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三老掌教化。” 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下诏说：全国上下，要广教化，美风俗，按照仁义的原则，褒德禄贤，劝善刑暴，是五帝三王以来所倡导的，这样做，才能把优秀的人才选拔上来。 三老为古代掌教化之官。《汉书•高帝纪》中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教化有上下结合的特点。
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加强基础伦理道德，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布“六谕”（又称“圣谕六言”），内容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全生理，勿作非为。” 清代继续明朝的政策，顺治九年（公元1652），再次将六谕颁布各省，康熙九年（1670），又在此基础上向全国颁布了《上谕十六条》，其内容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诛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雍正二年（公元1724），颁布了对《上谕十六条》洋洋万言的逐条解说本《圣谕广训》。每逢初一、十五由官方集会宣讲。有些地方宗族将其全文写如族谱。 可以看出，明清把教化当作重要国策，同时也充分利用民间宗族的力量，用“民规乡约”的形式来加以强化。
同中国的封建社会相比，在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国家和地区，中世纪的基础伦理道德教育，主要通过宗教来完成。《圣经》、《古兰经》、《吠陀》，既是经典，也是信众通过日复一日反复诵读的读本，基础伦理道德教育通过宗教礼拜等形式来完成。人们依赖信仰来遵守和服从宗教戒律（如《圣经》中的“十诫”），从而实现使整个社会的基础伦理道德保持在一定的水准。在西方现代社会，宗教虽然退出政治舞台，似乎成为人们私生活领域之事。但是，在西方世界，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明智的学者，都将法律与宗教并重，法律被看成是用以解决纷争以及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创造各阶层及人与人合作纽带的程序，宗教则被界定为对于生活之终极意义和目的之集体关切与献身。它们代表了西方人生活两个基本的方面。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没有法律，人们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人们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而对于法律与宗教同样需要的东西——信仰，在西方则是在长时间的宗教传统下培养出来的。美国著名法律学者伯尔曼（Harold J. Berman）的著作《法律与宗教》 ，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即便是最文明的社会，也有对超验价值的信仰，也信奉终极目的和关于神圣事物的共同观念；同样，即便是在最原始的社会，也会有社会秩序的组织与程序，有分配权利、义务的既定方式和关于正义的共同观念。社会生活的这两方面处于对立之中：宗教之预言的和神秘的一面与法律之组织的和合理的一面正相矛盾。但它们又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与宗教共享某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人们的法律情感赖此得以培养和外化。否则，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同样，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也都具有法律的要素，没有这些，它就会退化成为私人的狂信。”
我国在建国以后，我国在基础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颁布《共同纲领》,第42条规定“五爱”为国民公德。随后,《人民教育》连续三期刊登徐特立长篇论文《论国民公德》,全面阐释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公共财物”为基本内容的公德教育主张。50年代，通过宣传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等革命烈士，弘扬理想、信念与奉献精神；60年代，通过时传祥、雷锋、王进喜、焦裕禄、陈永贵的英雄模范，宣扬劳动与奉献精神；1980年，通过邓小平同志题词，在全国青少年中开展了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活动。 1981年到1983年，全国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 1986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96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2001年，国家颁布了《公民道德实施纲要》。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由以上可以看到，建国60年来，在基础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党和政府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步，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与思考的方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如何完成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标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显然还存在多方面的差距。
例如，在内容的层面上，如何吸收民族的和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将其转化成基础伦理道德的内容？我们不仅要吸收儒家的优良传统，讲孝、敬、诚、信，还要将道家的“道法自然”吸收进来。此外，还要了解和吸收外域的优秀文化。这样才能提炼出即符合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理念，又具有时代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
在可操作的层面上，教育仍然不失为最基本的手段。但关键是如何运用这一手段。近些年来，台湾的佛教界积极介入大众教育层面，值得关注。笔者曾在台北附近的“金光明寺”获赠《大方光佛华严经净行品》，并目睹清晨信众诵读该经的情景。《净行品》这部经，专讲修行。佛家所谓“净行”，就是去掉“身口意”（行为、言论、思想）的污染，其方法，就是见事起义，不论是居家还是在外，举手抬足之间，都以佛家的“正念”来指导行为。例如，《净行品》说，洗手洗脸时“以水盥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以水洗面，当愿众生，得净法门，永无垢染”。《净行品》这部书3000余字，30分钟可以诵读完毕。据了解，有的当地的信众，清早在此集体诵读后，享用寺院提供的免费早餐，然后心情愉快地去上班。而更多的信众是在周末专门来此读经。台湾的佛教界，还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宣讲中国古代的蒙学读物《弟子规》，在一般大众中产生一定影响。
对于上例，此处不想作更多的评价，只是借以说明，在我们运用教育手段来加强基础伦理道德的时候，要具有多样性，并且应有包容性。不仅要着眼社会教育，更要注重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社团教育。特别是发挥社区教育、社团教育的作用。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全社会所关注，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在大众的文化活动中寓教于乐，使传统的大众文化艺术形式为加强基础伦理道德的教育服务。
总而言之，对基础伦理道德教育的可操作层面的探索，其难度不亚于对基础伦理道德教育内容方面的探索，好的理论只有付诸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