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改编 开赴抗日最前线
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可视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召开各界人士国是谈话会，发表谈话，表明了“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的立场。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会。7月23日，中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告》，支持蒋的谈话立场。8月15日，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日绝交，军事总动员，人民总动员，成立国防政府，抗日外交政策，战事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教育政策，肃清汉奸亲日派，建立民族统一战线。8月22日，由蒋中正签署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1.5万人。115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120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129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邓小平。
8月25日，朱德、彭德怀等发布《就职通电》：“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本月养日(8月22日)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委任令，特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德等因奉此，遵即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宣布就职。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肃电奉闻，敬候明教。”
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南10里的一个村庄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这场战争中，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洛川会议结束后，115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坐大卡车向西安进发。据现在出版的《聂荣臻传》介绍，他们路上遇雨，道路泥泞。车过中部县，稍事休息。此时，缕缕雨丝笼罩着黄土地上的桥山，以及那历尽沧桑的古亭、石拱门和柏树林。聂荣臻凝望着秋雨中的黄帝陵，神情肃穆。在这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他从心底里向民族祖先发出决心以身报国的铮铮誓言！写作者显然“疏忽”了同路人-那位不久就要打响平型关战役的林彪师长，没有一句提到林彪在黄帝陵前的表情。
也是在8月25日那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分别以新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拜谒了黄帝陵。据《任弼时年谱》记载，此时轩辕庙内的供案上，还陈列着毛泽东手书的《祭黄帝陵文》。他们一边阅读，一边交谈，任弼时说了一句名言：这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哩！
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4万多名红军将士摘下了红星帽，穿上了国民革命军军服，先后由陕西的三原、富平、泾阳等地出发，经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察哈尔、河北、绥远交界的恒山地区的抗日前线……
一意孤行 张国焘图谋叛党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的清明，国共两党再祭黄帝陵时，留下了一次不愉快的记忆。
当时，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得知国民政府将在清明节祭黄帝陵的消息，一再向毛泽东提出边区政府也要参加祭陵。最后中共中央同意张国焘前去。这是张国焘几个月来苦苦寻觅的一次机会，因害怕泄密，甚至没告诉夫人杨子烈。
4月2日，张国焘带着秘书、警卫员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前往黄帝陵。4月4日，张国焘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一同祭陵。当初他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面部表情定是极度尴尬，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担当这个角色，几个小时后他就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据说，他曾对蒋鼎文耳语，有要事相告。蒋心领神会。祭祀完毕后，张国焘告诉秘书和警卫，要到西安找林伯渠(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研究事情。然后就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扬长而去。
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从五四时期领导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再到领导红四方面军，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在肃清党内不同意见者时也滥杀无辜。当一（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拥有8万之众，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还不足1万人。按照党史的叙述，张国焘后来妄图争夺中央领导权，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后，张国焘就下决心离开延安。他曾说，脱离共产党，主要由于中共内部的斗争和整肃往往与共产国际、苏共内部的斗争有连带关系。他认为自己属于苏共的布哈林派。
张国焘到了西安，住进蒋鼎文为他安排的西京招待所。4月7日，国民党方面又安排他乘火车去了战时国民政府的大本营武汉。
延安方面得到消息，马上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发电，要他们找到张国焘，促其猛省。中共长江局经过艰苦的找寻，终于侦查到张国焘的下落。4月11日晚，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由负责情报工作的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引路来到太平洋饭店，与张国焘长谈了一个通宵。14日晚，周恩来偕同王明、博古等，再度来到张国焘下榻的饭店，劝他搬到办事处去住。软的不行，李克农等连劝带拉地把他推上汽车。到办事处后，张国焘总是寻隙外出。他去拜访过陈立夫、周佛海，以及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不久的陈独秀。他还向周恩来表示想见蒋介石。
一天下午，张国焘以配眼镜、看牙病为由，要求上街。到了轮渡边，快要关上铁栅门时，他忽然跳将上去。紧跟他的吴志坚也一个箭步跳上了轮渡，不让他脱身。还有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的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当时周恩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身边也有国民党特务“保护”，惊问何事。周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其间，三“请”三逃，曲折惊险。因为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方面也不便深究。
中共长江局知道张国焘决心叛党，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
4月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来到那个饭店，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个条件：或回延安；或向中央请假；或声明脱党，再由中央宣布开除。张表示接受第三点。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即给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打电话，表示要投靠国民党。当晚，两辆小汽车悄然停在饭店门口，从车上走下三个人，“劫”走了张国焘。张在房间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给全体学生作报告时，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口中的“黄帝”一语，似有微词，原因在于此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家元首是蒋介石，黄陵县是“蒋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