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长安礼学”的实践演化
周公虽然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但他毕竟又是一位辅佐帝王、成就帝业的执政大臣，所以，他所创建的“长安礼学”，也就具有着更多的实践色彩和实践因素，为后代的明君贤臣提供了一种具有礼学形态的执政模式和执政理念。
从实践的意义来讲，如果说嬴秦王朝主要是从执政模式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长安礼学”，那么，汉唐时期的明君贤臣则从执政理念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长安礼学”。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虽然是以法家思想为旗帜，而且对周公礼学中有关“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制度，不以为然，但从长远的发展观点来看，特别是在封建制度基本得到确定之后，秦王朝的执政模式，依然是在宗法观念与分封制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而且，也是遵照“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政治思想来统一六国、完成帝业的。
已如前述，当荀子去秦国游学考查的时候，秦国已经基本完成封建制度的改革，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荀子对此表示赞赏，当他回答秦昭王的相国范雎提出“入秦何见”时，竟以喜悦的心情，表达了他的入秦观感。他说，秦地山川秀美，风朴人乐，都邑官府，百吏肃然，士人大夫，无有私事，出于家门，入于公门，听决百事，恬然自得，不烦而功，治之至也，而惟“其殆无儒邪”。总之，他的印象是朝廷、官府、百姓、士大夫，都有一种“古吏”、“古民”的纯朴之风，唯一遗憾的是缺少儒家风气。从荀子对秦国朝野的评价来看，秦国在完成封建制度的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仍然是按照周公礼学中提出的养民、富民、保民、新民的思想，推行有利于人民“归心于农”的“耕战”政策，使秦国得以“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这就是说，秦国的统治者在强国富民、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一些时候也确实采用了积极保民、藏富于民的政策，问题在于在推行这些政策时，却采取了法家的暴力手段，而且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又大兴土木、耗费民力，以致走上了被农民运动所推翻的短命而亡的道路。
在汉唐乃至汉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其政治制度和执政模式基本上是按照周公礼学中有关中央集权的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的王权政治来治理国家的。在执政理念方面，汉唐时期也基本坚持了周公提出的“偃武修文”、“休养生息”、“敬天保民”、“永济兆民”的政治主张，比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盛世”等，应该说，都是“富民教民”、“藏富于民”的执政理念的实践体现，说明“长安礼学”人文化和人性化管理的执政理念依然具有生命力，需要人们去认真地加以总结，使之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