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棠
（陕西师大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即将来临，祭拜轩辕黄帝的最好形式就是传承和弘扬以其作为代表人物所开拓创新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而周公姬旦在西周时期所创建形成的“长安礼学”和“长安礼乐”文明，正是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记忆中的一枝奇葩，对此作出新的解读和诠释，不但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有益举措，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周人氏族与“西土众士”为核心力量所创建形成的西周大帝国，为何能以蕞尔小邦、且在人力物力和文化方面都远逊于殷商的情势之下，一举“克商”而崛起渭上，开八百年王道基业，肇华夏文明国家，兴中华文化主体，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文明发展时期和中国传统文化发祥的源头宝库。
周人之所以能够取代殷商而开创未来，这除了周人的艰苦奋斗、惨淡经营、积蓄实力、结合与国、讲求战略以应对种种挑战之外，更重要的是周人能够利用和发挥早期族权制度和宗法观念的作用，以凝聚整合氏族内部乃至其他方国、部落的多种力量，“一德一心”，战胜殷商。并在掌握政权之后，迅速推行贤人政治，以“明德”思想和天命观念为基础，由周公姬旦辅助成王“制礼作乐”，制订“礼乐”制度，实施 “礼乐”文明，开“礼仪兴邦”的先河。
一 、 “长安礼学”的文化内涵
礼乐文化,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历来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代的所谓礼仪,范围甚广,诸如政治体制、朝廷法典、神鬼祭祀、灾害祈禳、学校科举、军队征战、行政管辖、房舍营造，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等等，都无不与礼乐有关。可以说它是一个囊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典章制度和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在内的庞大政治概念。所以，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是说礼乐制度是为了正确处理社会内部各种关系，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宗教、人际之间的四大关系而产生形成的。但真正意义上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礼乐制度却始于西周时期。由后世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就比较详细地记录和保存了许多西周时期的礼乐活动和礼乐制度，全面反映了传统的所谓 “五礼”，即“吉、嘉、宾、军、凶”诸多门类礼仪的基本内含，仍然是我们研究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西周时期的宗法礼乐文化，就是伴随周人氏族的生存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周人氏族作为一个古老部落，约在夏代后期定居于西北黄土高原岐阳“周原”，故“号曰周”（《史记正义》）。其始祖后稷教民稼穑于邰（今陕西武功杨凌开发区），到远祖公刘时代，因受东方部族威助，便在氏族组织、“宗之”族长的率领下和“其军三单”（《诗经·公刘》）的配合下，进行了军事性的移民，迁徙到渭水以北的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其曾祖古公亶父，又因遭受北方戎狄的侵扰，再次实行武装转移，方迁居于岐山脚下的“周原”（今岐山、扶风境内），世世代代从事农耕生产，逐渐形成“子承父业”、“兄终弟及”的宗法思想和宗族观念，保持着氏族内部以父权血缘关系来凝聚维系每个成员对整个氏族的认同与服从。文王时期，又建都于丰（今长安沣河一带），武王虽迁都镐京，但文王及其祖宗宗庙仍建于丰，并称之为“宗周”，以作为周人氏族宗法“统承”及“天下一统”（《尚书》）的重要标识。
西周礼乐文化的形成也与西周王朝建立前后推行的分封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西周初年，在周公姬旦的主持下，先后于洛邑附近建立了东都“成周”，并在成周等东方地区分封了大批的姬姓诸侯和异族庶邦，以封建亲戚藩屏周室，为周王国的统治奠定了稳固的社会政治基础。所以，荀子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这种宗法制和分封制的确立实施，不但将“子承父业”（《周易·蛊卦》）的族权制度推广扩充为“嫡长子继承王位”的王权制度，使王权、族权、神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也使周人与东方土著部族融合为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新的族群。这一新变化，必然使西周礼乐文化，更具等级性的差别和多样性的内涵，成为富有特色的政治文化。
由周公主持制度的礼乐制度，据《礼记》记载，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经礼三百，典礼三千”。如此庞杂繁缛的礼仪规定和礼仪形式，虽然并非全都出自于周公一人之手，但整体来看，却比较完满地体现了周公所终生力行的“明德立政”、“以礼治国”的文化理念。《礼记·礼器》有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所以，“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地；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礼记·礼运》）。这就是说，礼仪制度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主要是通过思想“教化”所引起内心的“立定” （《尚书·泰誓》）作用，而不是外在的强制和“天罚”（《尚书》）所致，因此，生之于心的诸如忠、孝、仁、义等道德信条，就成为礼的重要标准和要求。由于周礼是在早期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尊尊”和“亲亲”两条根本原则的次序安排上，周礼则更注重亲亲，而后才及于尊尊，这即是先重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而后才及于君仁、臣忠。由孝敬推及忠义，由人伦推及君臣，应该说周礼这种带有早期血亲关系的伦理本质，正是由周公姬旦所奠基的，是周公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延续不断的政治思想基础。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明德” 思想的基础上，把宗法观念与分封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天下大定”、“统承先王”（《尚书》）的“大一统”局面，这是周公礼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诗经·北山》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正是这个意思。
周公礼学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把“敬天保民”、“教民新民” （《尚书》）、关注民生、“永济兆民”作为其执政理念的主要内容。这里，我们只有真正搞清“明德”与“保民”这两个用词的另一层意思，才能真正理清周公礼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
在古汉语中，“德”与“得”是相通的。比如，在《周易》（不包括《周易大传》，因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卦爻词中，“德”字先后共出现过五次，但都含有“得到”的意思。如“讼卦”中的“食旧德”是指以前得到的食物。“小畜卦”中的“尚德载”是指还可以栽种作物。 “恒卦”中的“不恒其德”与“恒其德”是指打猎没有得到和得到。 “益卦”中的“惠我德”是指送给俘虏以我得到的东西。
在《尚书·周书》中“德”字更是一个关键和核心概念，含有“后天道德品行”和“先天本能本性”这样两个意思。如“惟德是辅”、 “九德之行”、“敬德”、“义德”等，是指后天的人伦道德。而《尚书·君奭》文中的“纯佑秉德”，是指保佑天赋“德（得）性”的纯正；“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是指民之天赋秉性已不如初；《尚书·多士》中“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是说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天赋本性不安宁。
由此可见，周公的所谓“明德”、“保民”，是从先天之德（得）和后天之德两个方面来说的。一方面既要肯定、保护和养育人们随生而得来的先天人性和人欲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制礼作乐，用教化的力量，即人们后天形成的人伦和人的道德品行，来调节和引导这种先天欲望和需求，使其能在社会许可的条件下，得到合理的满足，并使二者相辅相成，对立而又同一，从而达到协调发展。比如，《尚书·武成》篇就这样说：“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民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是说既要用五教伦理来教化民众，又要让他们吃饱穿暖，天下就会安宁太平。又如“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 （《荀子·大略》），可见周公的“明德”、“保民”之说意在将人的生命存在与精神存在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二者相辅相成，成为一体。其人文化和人性化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综观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公礼学就是“礼乐” 形态的有关执政模式和执政理念的思想学说，它既为中央集权的宗法性王权政治的执政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关注民生，养民、惠民、教民、新民的执政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