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娟 韩养民
（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每逢清明时节，祭扫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精神世界的庄严典礼。“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敬天祭祖，是中国人历来极为重视的理念，也是最能体现我们民族特性的文化活动，几千年来传承不息，它以极其鲜明的特点塑造着民族的性格，也以巨大的力量把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
中国祖先崇拜的信仰，起源极早，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目前所知最早的考古学证据出现在北京山顶洞人的墓葬中，距今已有一万八千多年了。山顶洞人正处于原始人群到母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他们已经学会人工取火，掌握了钻孔技术，生产工具比北京猿人进步了许多。除此之外，山顶洞人开始按一定的规矩埋葬死者，死者不仅有随葬的装饰品，遗骸周围还抛撒含有赤铁矿的红色粉末。活着的人，懂得借助一个葬礼，举行一些仪式来与死者告别，这是史前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才产生的意识行为，这种行为和人类心智的发展，智力的开拓，情感的丰富有着直接联系，学者们相信这是基于一种特殊的信仰。跨进新石器时代门槛的人们开始探索氏族祖先的来源，追寻维系氏族集团的纽带，于是，原始信仰中注入了原始祖先崇拜的因素。人类最早顶礼膜拜的祖先是作为图腾的动物或植物，但它们只与人类有着幻想的血缘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祖先。当人们意识到氏族的巩固与强大需要人丁兴旺时，首先看到的就是人人皆生于母亲这一基本事实，由崇拜生殖能力开始崇拜女性祖先，这才是具有真正血缘关系的祖先崇拜。
考古学资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国外考古发现了很多处史前女性裸体浮雕和圆雕，如法国手持牛角的洛赛尔维纳斯、奥地利的温林多府维纳斯、前苏联的加加里诺女性裸像等等。这些雕像的共同特征是乳房丰满，腹部腰部肥大夸张，正是为了突出女性的性特征和生育功能。我国在红山文化考古中首次发现了可以与上述国外雕塑相媲美的女性塑像，证实了女性祖先崇拜在中国原始时代的存在。辽西牛河梁的女神头像面部器官完好、生动，类同真人，双眼中镶嵌着淡青色圆饼状玉片作为眼睛，炯炯有神，据专家鉴定为典型的蒙古人种的女性。这尊女神头像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五千年前女祖先的具体形象。人们还盖起神庙，砌好神坛，用最隆重的仪式来表达他们虔诚的献祭，用最神圣的方式乞求祖先的护佑。
随着原始经济的发展，男性在社会生产及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赶上或超出女性，占据了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先后出现，人们逐渐意识到两性的结合是生儿育女的关键所在，缺一不可，正如《周易》所说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基于此，人们更加重视父系的传宗接代。父权制的建立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也使得社会需要确立和巩固父系血缘关系保证直系男性子孙的继承权，这就为男性祖先崇拜替代女性祖先崇拜创造了社会条件。在父系时代，每个氏族或部落都有其传说中的男性始祖，他智力超群、能力出众、德厚流光，生前建立了丰功伟绩，给部族带来繁荣和强大，先民当然幻想祖先去世后不死的灵魂仍会在暗中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子孙后代，所以，那些有功有德的祖先就从历代先祖中突显出来，被称为“祖宗”而成为崇拜的对象。
为了表达对祖先虔诚的崇拜与景仰之情，人们安排了隆重的祭祀礼仪，轰轰烈烈、一丝不苟、有板有眼又规范有序。借助众多的考古遗迹，我们可以想见史前人类盛大而繁复的祭祀活动。辽宁东山嘴发现了一座红山文化的大型祭坛。祭坛南圆北方，方坛以石砌边框，现存四层，错缝叠筑，侧面规整；圆坛直径2.5米，周围用白色石灰岩长方石片镶边，极为整齐，石圈内部还铺着一层大小相近的小河卵石，这些小河卵石是人们特意从山下的河滩中拣选出来的。祭坛基址之上，堆积有大量黑灰土，还发现有陶鼓碎片，由此推测，那时的祭祀总有熏烟缭绕，伴着鼓乐齐鸣，每个人都面容凝重，恭敬虔诚。东山嘴祭坛附近还有牛河梁的女神庙与积石冢两处宗教场所。女神庙分为前堂后殿，前堂是祭祀礼神的地方，在前堂遗址中清理出土了泥塑女神的身躯、头像等文物，后殿深邃幽远，学者们认为这里是安置祖先亡灵的所在。经考古发掘、科学复原后的女神庙掩映在苍松翠柏深处，庄严肃穆，神圣神秘，除了祈求、祭祀的特定活动之外，平常没有世俗凡人的足迹。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持续最久的文明，远古时代的崇拜、信仰不仅是维系中国原始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又是培育原始文化的温床，在它的激发下，先民的智慧、心理、情感、审美意识得到开拓，并创造出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始艺术。斗转星移，时光流逝，祖先崇拜没有像过眼烟云般随风飘散，而是深深烙印在一代又一代后世子孙心头。自古以来，炎黄子孙最为感念的先祖是德才兼备、功高望重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作为历史进步的化身，黄帝创文字、制衣冠、明食事、造屋宇、做舟车、初创了中华文明；黄帝制礼作乐、修德振兵、分井划州、治理四方，创建了新制度、新秩序；黄帝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培育了民族开创精神；黄帝肇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所以，在先秦时代，庄子就以“世之所高，莫若黄帝”这样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来评价黄帝。从古史传说来看，黄帝既是“三皇”之一，又是“五帝”之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首要人物、关键人物，史圣司马迁的《史记》开篇就是黄帝传记。从神话传说看，黄帝是中央大帝，众神之首，又称天帝、上帝，以道德化成天下，神通广大，威力无比，无所不能。从生活习俗看，由于黄帝对部族的卓越贡献，很早就被神化了，成为国族之神。从祭祀方面看，黄帝是接受祭祀礼仪最高的、最受尊崇的祖先，正如《国语》所说：“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褅黄帝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孙中山先生称赞黄帝：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毛泽东主席在祭黄帝陵文中写道：“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黄帝作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祖先，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黄帝对中华文明的开创之功和对中华文化发展的无量功德，成为几千年来黄帝祭祀以及将其尊为“人文初祖”的重要思想基础。
由于史料的限制，目前我们无法确切断定对黄帝的祭祀活动始于何时，但从以上所说祖先崇拜的形成过程来看，在当时就应有祭祀黄帝的活动，本来“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后汉书·郊祀志》）。《史记·黄帝本纪》中也说：“在春秋时，宰我问孔子曰‘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对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 （《索隐》引《大戴礼》）这段对话，表明了黄帝在身后对后世的影响，也说明在战国以前对黄帝的祭祀是以神的地位来进行的，而在战国以后就作为华夏族的先祖进行祭奠，这种祭祀的遗址还留存至今。历代帝王对黄帝的祭祀，可能始于汉高祖刘邦，此后，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朝均隆重祭祀轩辕黄帝，其中，明代开始，帝王祭祀黄帝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明朝礼部规定，桥山黄帝陵为国家祭祀黄帝的圣地；统一对黄帝的祭祀活动，由皇帝或皇帝委派重要大臣前往祭奠，祭文由皇帝亲自撰写，每次的祭文都要刻成石碑；设置专门官员，管理黄帝陵园。
近现代以来，黄帝祭祀成为中华民族携手团结，争取独立，抵御外患的重大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于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即派遣代表团到黄帝陵祭祀。1937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土沦丧、民族危难，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对统一抗战思想，唤起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日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巨大感召力。在当代，黄帝祭祀更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时代价值，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企盼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庄严典礼。
轩辕黄帝，中国古史上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他开启了统一而多元的中华文化传统，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路，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古语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尊祖敬宗，缅怀先贤，祭祀黄帝，更重要的还在于报功崇德，慎终追远，继志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