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祭祀帝王陵与清明公祭黄帝的重要意义
从黄帝起不仅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而且已进入古国阶段；以其对社会的进步和贡献之大，又称“五帝”为英雄时代，司马迁将“五帝” 作为信史而立传。《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时的版图已东至海，南至湘（今湖南），北至牵粥（今内蒙古），西至鸡头（今甘肃），政治与文化影响更为广远。他定都有熊之墟（今河南新郑市），成为天下共主而号称“黄帝”后，部落联盟机构（实为过渡性的国家体制）及制度皆已具备。“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相当于秦汉的左丞相、右丞相），监于万国（包括部落古国和部落，众多之义，非一万之数）。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即各种祭礼活动和礼仪齐备）。获宝鼎（已会采铜冶炼铸铜鼎），迎日推策（即受命令大桡造甲子、容成造历，史称黄帝历，又称太阳历或日历）。举风后（今山东人）、常先、大鸿（今陕西人，墓亦在陕西）以治民（三人是大监下的三位大臣）。顺天地之纪（按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之义），幽明之占（按阴阳、五行占卜），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土石金玉（言天不异灾，上无别害，水少波浪，山出金宝，一派天下太平景象），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也就是说，中国原始社会历约199万年的发展，至三皇时期（约10000—5000年前）已进入阶级社会的“序幕”阶段；五帝（5000—4079年前）时期的首位黄帝，集“三皇”之创世业绩和美德为一身，又开创“国家”正式出现的先河和中国文明的基础，还创立了“五大族团”多元一体发展的格局，以及中国的初期疆域，从而不仅成为“万国”、万民的德高望重古帝，而且也成为后世形成之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1. 黄帝葬地与战国营筑陵庙地简说三皇五帝时期创立与发展的初始文明，从夏朝后继续进一步发展与健全。仅以祭礼的建筑物与礼仪说，夏继承伏羲至帝舜的祭礼，商周又继承夏礼并有所发展，出现相传为周代的“礼”书。《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周礼》相传为周公旦所作；《仪礼》的内容中已设“祭祀”专题；《礼记》则主要是孔门弟子讨论礼的文献。商周礼制在考古材料中最突出的反映是祭祀礼。《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郑玄注：“此周制”，“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大祖，禹与二昭二穆”。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及卜辞载文均可证。《说文解字》云：“宗，尊祖庙也。”春秋、战国亦然，并有所改进。
（1）上郡秦国设坛祭黄帝始于春秋初期。《史记·秦本纪》载：“文公十年（公元前755年），初为，用三牢。”《正义》：“《括地志》云： ‘三原在岐州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襄公作西，灵公作吴阳上，并此原上。”古时祭天、地及五帝的固定场所。这里的“五帝”是“五方帝”（伏羲、少昊、神农、黄帝及帝颛顼）。《史记·封禅书》云：“秦灵公（前424年—公元前415 年）作昊阳上祭黄帝；作下祭炎帝。”这是秦国祭炎黄二帝最早的明确记载，时代为战国。文献和考古材料证明，春秋末、战国初以后，墓葬开始“封树”而曰“陵墓”。《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葬桥山。”《集解》引《皇览》云：“黄帝冢在上郡桥山。”《索隐》引《地理志》桥山在上郡阳周县（今甘肃正宁县），山有黄帝冢也。”《正义》：“《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案：阳周，隋改为罗川（今甘肃正宁县）。《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又引《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焉。”《列仙传》的这一神话，是公孙卿等臣，向汉武帝解释黄帝既已升天，又为何会有冢的疑问时所杜撰。春秋末年以前人死后埋在地下，无土冢。战国才开始安葬后堆土成冢，并在冢前或四周植松柏树等。陵墓大体可分为平地起冢、以土陵或石山为冢两类。黄帝陵与庙所在地历有今陕西子长县、黄陵县、甘肃正宁县、河南灵宝市等之争。上郡是战国魏文侯时所置，秦朝沿用，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汉代沿袭秦上郡，辖境扩大，约相当于今陕北和内蒙古乌审旗等地。据 “桥”山位置，黄帝葬地不可能在今陕西子长县，而应在上郡南部。 “正宁县在甘肃东北部，子午岭西麓。北魏置阳周县，隋改罗川县，唐改为真宁县，清改为正宁县。据《太平寰宇记》，相传唐玄宗时曾于宁州发现二十七尊玉相，以为灵异，遂改宁州为真宁县。[1]今正宁县是沿用清之县名。“中部县，（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置，治所在今陕西宜君县东北。北魏孝文帝时将中部县移治（所）今黄陵县西南故邑。隋开皇初改名内部县，大业三年（607年）移治（所）今黄陵县南沮河南岸。唐武德元年（618年）复名中部县。明成化中移治（所）今黄陵县（1946年改中部县为此名）。”[1]有学者从正宁县沿革出发，认为黄帝葬地应在今正宁县，实为不确。因为在北魏末置阳周县前，子午岭地区归“后秦”所置的中部县。北魏时中部县治所在今黄陵县西南，阳周县治所在“子午岭西麓”，其东“八十里”恰好是中部县，所以说黄帝葬地或陵墓及祀庙等，是在今陕西黄陵县，而不在甘肃正宁县。河南省灵宝黄帝陵庙之说。黄帝是继炎帝后贡献最大的古帝，先民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认为他是“天帝”（亦称上帝）之子，“死”后就回到天宫了，不会同凡人那样真的死亡，遂有升天的神话故事流传。汉武帝崇奉术士、方士的“长生不老”或成“仙”之说，百官亦奉迎其所好，《列仙传》就是受这种影响而编就的。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亦云：“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升天，乃抱其弓与髯（胡须）号（哭），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百姓泪水汇成），其号曰乌号（痛哭声之义）。”《水经注·河水》云：“有龙垂胡（须）于鼎，黄帝登龙，故名其地为鼎湖。”对于“鼎”成后黄帝升天的地方，又有今河南灵宝与陕西荆山（阎良区、富平、源县部分地区内）之争。地质学家考证“首山或首阳山”出铜者，有今晋南之“首阳山”和河南灵宝荆山。偃师市西“首阳山”则不出铜，陕西富平荆山亦然。大多数学者赞同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应在今河南灵宝市铸鼎原。因而战国后人们在“铸鼎原”营修了黄帝庙，在鼎湖旁修建了黄帝陵墓，表示崇奉和纪念。唐代诗人李白《黄帝铸鼎诗》曰：“黄帝铸鼎荆山涯，不炼黄金炼丹砂。骑龙飞去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汉武帝时期，还重新修建了黄帝庙，在鼎湖一带修建了行宫（在今陕西蓝田县俗称泄湖的地方亦建有行宫，亦曰鼎湖宫）。武帝听信谗言，在甘泉宫发兵攻为保太子位而起兵诛奸臣江充（以巫蛊罪杀保护太子位者万人，又诬告太子母卫子夫是巫蛊主谋）的刘据，太子据兵败逃亡于湖（今河南灵宝市），只有二子跟随，卫子夫（武帝的卫皇后）自杀。太子等三人幸得湖地人家保护，追兵未得而回。壶关（今山西长治）“三老”令狐茂上书武帝，陈说利害及太子冤情，武帝悔，不追问太子罪。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废太子刘据在湖不幸被人发现，官方欲捕，遂自杀，二子和房主与官兵搏斗而死。武帝下诏处死江充等人，罢免及随从官职，又捕杀欲捕废太子刘据及皇孙（二人）的地方官。汉武帝思念故太子，作《思子宫》赋。又下诏在湖（今灵宝）修筑“归来望思台”，以招故太子及二皇孙之魂，将太子及二皇孙礼葬于湖，足见湖地的重要。话说回来，灵宝的黄帝庙及陵，是纪念性建筑，葬的是黄帝的“弓”和 “髯”。黄帝定都于有熊之墟（今河南新郑市），年“百一十一岁”死后归葬于故地桥山，比较接近历史真实，不必将“乘龙升天”的神话故事也搬到桥山。传说黄帝升天，万民哭，泪成“沮水”，或民众拉住降于桥山而又起飞的黄帝衣挽留，衣帽坠落而葬于桥山等，都是表达人们愿望的神话或民间故事，难以确信。《史记·封禅书》明载，桥山冢埋的是黄帝的“剑”和衣帽。宝剑是后世之物，非黄帝时的兵器。因而可以断言，桥山的黄帝陵和祀庙为春秋末、战国初后人们或官方所修。从全国各地几处桥山及陵墓看，陕西黄陵县的陵庙实可以作为信史。
[1] 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第1 版，第152页。
[1] 牛汝辰：《中国地名由来词典》，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 版，第390页。
（2）桥山黄帝陵庙的祭祀活动最早目前全国各地的“三皇五帝”陵庙，一般说都是战国后所修建（单独的祀庙则在史前就有）。黄帝葬于桥山后，虽然“不封不树”，但子孙会修“祖庙”予以祭祀，则是无可怀疑的。黄帝故里、迁居地、邑城及奉其为“盟主”的部落先民等，也均会修庙、设坛祭祀。但正式祭黄帝桥陵则是从汉代开始。《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北巡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记·封神书》载：“其末年（前110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释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从此，除民间祭祀黄帝陵外，朝廷祭黄帝陵成为定制。《汉书·王莽传》载：新朝帝王莽“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于上郡桥”。颜师古注：“桥山之上，古曰桥。”宋代《册府元龟》载：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州治所在今陕西富县）坊（州治所在今黄陵县西南）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谓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从之。”从此祭黄帝上升为国祭（官方后世沿袭不变）。同时，我们由此载可知，唐代宗时桥山的祀庙已荡然无存，故上书重建。
2. 祭祀黄帝陵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从自古以来对黄帝的祭祀看，“五帝”时期主要是供奉、缅怀祖先，祈祷保佑民众平安。阶级社会后，偏重于纪念祖先，振奋民族精神，以促进国家富强；或祖先为号召，战胜天灾人福；或反击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和民族安全等。就一个朝代看，诸帝依据当时社会状况而又所侧重。以陕西黄帝陵保存下来的祭文观察，大体可分为：开国皇帝的祭文是向黄帝报建立政权之功，祈祷祖先保佑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守业皇帝则偏重通过祭黄帝陵，祈祷太平盛世永存；即将亡国之帝或窃权之帝，多无力祭陵。清朝留下祭文的内容，则偏重号召各族团结，维护天下统一，尤其是以黄帝为号召，使汉族人民接受其统治。中华民国政府的祭文偏重于除暴乱，致太平，避灾害，利国利民。公祭黄帝陵的时间，古代并不统一，“历经隋唐宋元明清以至中华民国，成为隆重的国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1980年以来，形成了清明节公祭、重阳节民祭的黄帝祭祀制度”[1]。“清明节”，我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每年四月五日前后太阳到“黄经十五度”时开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三月节”，“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到了清明，黄河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平均气温在摄氏十度以上。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草木萌茂，改变了冬季寒冷枯黄的景象，也是春耕春种“农忙”的开始。江南流传的农谚说：“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种树造林，莫过清明”。此节气开始的一天称清明节，有踏青扫墓的习俗。实际上，清明节为综合性的节日。 “清明节”又俗称“鬼节”，“可见是个祭祀先人的节日。上古不葬，即所谓‘不封不树，弃之中野’，当然亦无墓祭。相传汉元帝（公元前 48年—公元前33年）追念前将军萧望之，故有‘始祭其坟’之举。直至隋唐，清明墓祭才形成俗例并见之官方文书。清明节还是大地春动的时节，故此节始于祭祀先人，但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含有游娱的内容，就是一种被后人称为‘踏青’的郊游活动，含有一冬蜷缩、春动外出，大展身手，振奋精神的意思。同时古代又在清明节汇聚了插柳植树等活动，并形成习俗。至于清明栽柳以免虫万毒的说法，则反映了这一节日包含有驱除恶魔的意思。作为综合性的节日，它亦添有竞技游艺的内容，节日中斗鸡走狗，抛球拔河，这是唐代便有的活动”[1]。
[1] 李津：《中国文化常识》，第444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公祭黄帝陵（1949—1961），国家均委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主办祭祀大典，各界人士和民众参加，凸显了人文初祖黄帝的功绩、人民当家做主的新风尚。政府祭祀定在农历的清明节，均由副省长恭读祭文。体例上一改明清时期的“四字”或“五字”句模式，以及民国的短句子，运用了便于充分表达党和政府、各族人民愿望的自由体白话文。内容上更为丰富，篇幅较长，向祖先和全国人民汇报一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并向各族人民提出新的一年奋斗目标，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完成各项任务，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速度；提高警惕，防止和打击反革命的破坏，为早日解放台湾，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安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1962年至1979年，在“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及“拨乱反正”时期，暂停了“公祭”活动。1980年恢复政府清明节“公祭”大典后，国家仍每年委托陕西主办，由1961年前单一省政府改为陕西省人大、政府、政协及延安行政公署（改市后由市政府）、黄陵县“上下”各级人民政府主办；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般由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出席。恭读祭文的省领导人，由副省长上升为省长，还往往是省级至县级的“五大领导班子”负责人均出席。祭文的内容分为两大块：颂扬、纪念黄帝；公告一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加快“四化”建设，为中国富强、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参祭人员突出的变化是华侨人数逐年增多；民营企业家地位显著提高；港、澳、台领导人或世界企业家及著名人士，也有贤俊成为主席团成员等，甚至还有非华夏子孙的外国贵宾或友人参加祭典。充分反映了新时代的祭祀黄帝的特点，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民族传统祭礼的隆重，可以说都是自汉武帝以来最为昌盛的高级阶段。祭陵前由陕西人民政府举办的国内或国际学术研讨会，质量逐年提高，近几年可以说已达到国家级学会的研究水平，且每年都以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为主题，“论文集”一年比一年质量高，装帧也一年比一年精美，受到了中国和世界学术界的欢迎和好评，将祭祀黄帝陵各项活动增添了文化内涵和品位，从而使清明祭祀黄帝成为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大团结、大欢聚、大奋进的光辉节日；也是以“炎黄”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向全世界彰显的光辉节日。
[1] 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黄帝祭祀大典图志》（1980— 2007），赵正永常务副省长所写之《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金牛年的清明节祭祀黄帝陵，是在记住历史上罕见的、不平凡的 2008年，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国务院的各项得力措施下，全国各族人民在黄帝精神鼓舞下，沿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新中国道路；执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坦途；遵循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第三代集集体建立的“改革开放”取得全面初步胜利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高举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大旗，冷静对待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顶住世界金融海啸的压力，共度时艰，保持我国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的势头；稳定社会秩序，揭露和粉碎“东突”、“藏独”等分子的捣乱与破坏，妥善处理生产力发展与人民需要的矛盾及社会阶层之间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力争使“人与自然”（即黄帝时代的天、地、人）和谐统一。从而使我国的小康社会建设稳步、顺利发展，为全人类渡过金融危机与和谐世界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