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祭祀文化在五帝时期的发展及其实证
1. 五帝时期社会已处于向国家过渡阶段姜姓炎帝传八世或十七世约十余年，接续的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代表人物、五帝之首位黄帝。《易·系辞下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作。”《越绝书·计倪内经》云：“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蔡邕《独断》卷下记载五帝与三皇的关系云：“《易》曰：帝出于震。震者，木也。言宓牺氏（即伏羲氏）始以木德王天下也。木生火，故宓牺氏没，神农氏以火德继之。火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继之。” 可见在汉代人的观念里，五帝不仅与三皇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而且按“五行”说，也是一脉相传的轮回关系。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云： “1991年初，我受‘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术交流研讨会’邀请，所写的《国家的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一文提纲中，提出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个类型。发展阶段为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是，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的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下略）”[1]所谓“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联系起来理解为新概念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中心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都已涌现出来”[1]。这个阶段恰与 “五帝”时期相吻合。接续完成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的炎帝时代的“五帝”，继续发展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全面改进和提高技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促进氏族部落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和转变。这一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阶段，一般认为是从炎帝开始（公元前4000年）至夏朝建立（公元前2070年）。其最大最主要的特征是：集中代表或象征农业进步、手工业高度发展、社会权力和等级阶层出现的大聚落中心（又称古城）在不同地区的形成，四周有普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村落拱卫。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城内，村落归属于“中心”管理，就是古人观念中的“国”或“城邦”。《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期天下已有这种社会组织的“万国”，可谓“国或城邦”星罗棋布。考古材料证明三皇时期已有零星的古城，龙山文化的“中心聚落”（即国或城邦）已十分普遍，差不多每隔几十公里就会有一处，又往往是较大的 “古国”影响着小“古国”，即所谓的“古国”或“城邦”时代。各地发现与发掘清理的宫殿式大型建筑遗址、城垣或壕沟、高等大墓、丰富的陪葬品，都证明“古国”或“城邦”长官与贵族已拥有比“三皇”更大的特权和财富，但还不能与夏代的世袭王相比。李学勤先生说：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的研究情况看，“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也应该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所说的，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1]。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文化史》云：“概括来说，城市、青铜器、文字是文明的三个主要标志。”[2]不言而喻，说的“时代”是指“五帝”时期，“呼之欲出”的年代，具体说是“尧舜”时期。这也就是“炎黄”成为中华民族祖先和中国文明起源发展至诸因素具备之典型代表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的“古国” 社会，必然促进“三皇”创立的祭祀文化，向着更高级的阶段发展。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 月第1版，第130、131页。[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 月第1版，第130、131页。
2. 礼乐的完备与配祭人帝《易·系辞》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封，起土为坟；树，在坟旁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相传《易》为伏羲所发明，遂有伏羲发明文字（刻画符合）结束以绳记事之说。此载言下之意是说 “宫室”、“棺”也始于伏羲氏。《礼记·礼运》篇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自然山洞），夏则居巢（聚薪柴为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吃）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 火之利，范金合土（烧制陶器），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为燔（用火加工肉、粮等熟食），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上帝鬼神，皆从其朔（朔，初之义）。”这二书之载，都是说夏至汉代的学者均认为：三皇五帝（燧人氏发明取火用火；伏羲氏创造先民需要的万物；神农氏发展繁荣农业等；五帝时社会已处在文明的前夕）的七八千年时段，是中国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辉煌阶段。
（1）发展封禅受天命和隆重祭祀上帝五帝沿袭的“受天命而王”之后，进行封禅大礼。《史记·封禅书》在记载“古皇”封禅后云：“黄帝封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市），禅亭亭（亭亭，山名，在今山东莱芜市东，一说在今博兴县）；颛顼封泰山，禅云云（云云，山名，在今山东泰安，与徂徕山相连）；帝喾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皆受命（称王）然后得封禅”。黄帝继承“三皇”的祭祀诸神定制，并有所发展。杜佑《通典·礼》记述“三皇”的嘉礼、吉礼后，接着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今属河北），可为军礼（指军队操练演习。古代称春天为振旅，夏天为拔舍，秋天为治兵，冬天为大阅，均称为军礼）；九牧（九州之长官）倡教（教化百姓），可为宾礼（指接待使者和贵宾之礼）；《易》称古者葬于中野，可为凶礼（包括丧礼、荒礼、吊礼、济礼、恤礼）。”“古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换言之，自伏羲在继承先民文化基础上创立诸文化体系之一的“祭祀文化”，至黄帝期已齐备并广泛彰显。《通典·乐》在记载“三皇”举行祭祀乐舞后接着说：“黄帝作《咸池》。少作《大渊》。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吕氏春秋·大乐》云：“音乐之所由来者远颖。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太一指宇宙，两仪指天地），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其《古乐》篇记载：伏羲作乐后，子孙中的葛天氏又配了舞。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昔黄帝令伶伦为律”，“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乐“曰《咸池》”；“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亻垂作为卑鼓、鼓、钟、磬、吹苓、管、熏、虎、革召、椎、钟。帝喾乃令人，或鼓卑鼓，吹苓，展管。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尧立，乃命质为乐”，“乃以麋革各（即鹿皮）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耳鼓叟（帝舜之父）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 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乃伴耳鼓叟之所以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可见从“三皇”至“五帝”，其乐舞主要是祭祀“上帝”大典上展示的，以示万民对“上帝”的敬奉。同时也祈祷“上帝”保佑大地之民平安、幸福。《通典·乐》记载：“琴，《世本》云神农所造，《琴操》曰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恢复人的天性，去其后天恶习的影响）。”清代吴乘权《纲鉴易知录》《纲》云：太昊伏羲氏“作琴瑟”。《纪》云：“太昊作荒乐，歌《扶徕》，咏网罟，以镇天下之人，命曰《立基》。砍桐（木）为琴，绳丝为弦。弦二十有七，命之曰离徽，以通神明之贶（况），以合天人之和。纟瓦（耕）桑为三十六弦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乐音自是兴焉。”可见音乐、歌舞及乐器制造等，均始于伏羲氏，历炎帝至黄帝为首的“五帝”时期，大有提高和普及，反映了祭祀有礼仪文化的兴旺和进步。
[1][2]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1 版，第26、27页。
（2）三皇与五帝内涵的密切关系和区别从三皇到五帝再至王，是古人对远古至秦朝建立以前（公元前221 年以前）历史的构想和分段。古人观念中“皇道”最早，“帝道”次之，“王道”（指三代）再次之，最后是“霸道”（指春秋与战国）。 “三皇”的确定约在东汉，“五帝”的确定约在战国后期，都经历了较长的历程。“三皇”与“五帝”代表着母系、父系两个发展阶段，既有一脉相承关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即古人观念中皇与帝有早晚、业绩的不同）。战国《管子·兵法》云：“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者霸。”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烦一夫，扰一土，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这是班固受道教“无为” 思想影响，认为“三皇”无为而治是人类最理想的美好社会。“五帝”的说法是始于战国。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论曰：“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见到五帝的说法：在《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孟子》等书中全不见五帝的名称，就是明显的证据。《周礼》春官外史下虽说有掌三皇五帝之书的记载，可是《周记》并不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却是战国时代的‘一家之言’，现在差不多已经得到历史界共同的承认。到战国后期五帝的说法才盛行起来。”[1]“徐氏的研究虽不假，但却忘了这样一个区别：‘五帝’之说法虽然兴起于战国后期，但在此之前却已经有了五帝的崇拜，至少《尚书》就有《尧典》和《舜典》、《论语》和《孟子》等书，更是对尧舜评价甚高。”[2]我们认为前者说的是“五帝”的正式确定和盛行在战国后期；后者所说是“五帝”形成的过程，两者并不矛盾。司马迁已将“五帝”作为信史，将《五帝本纪》排在《史记》的首位。他对“三皇”虽有保留，但已将神农氏作为信史。战国形成“五帝”观念，汉代形成“三皇”观念，恰好符合人们对古代社会认识的逐步提高，形成越靠后对远古的认识年代越靠前。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春秋、战国人知五帝，后世人怎么又能知比五帝早的三皇？因而判定为是汉代人的编造。显然有些偏颇。“五帝系统之所以被普遍接受，原因大致是儒生们师生的提倡，而且很符合古人以德为尚的价值取向。汉以后，此说大行，又得自于司马迁《史记》的权威性。司马迁记五帝事迹，除极个别地方有神异现象（如黄帝‘教熊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主要的都是记载他们的丰功伟业，一个个都是贤明君主、通德圣人。”[3]这也就是说，“三皇”与 “五帝”的主要区别，或者说是二者在“创世”和业迹彰显上的主要变化是：“三皇”在古人的观念和心目中，是“创世”的圣人，给时人带来了福利和改善生存的手段（渔猎和农业），“五帝”则是原始农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全面发展，以养民惠民，体现了“德”的原始政治；“三皇”是文化（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的总和）的创始和文明因素的启蒙者。“五帝”则是文化的丰富者和文明（物质、精神、制度文明的总和）的缔造者（且黄帝又是文明初步形成的典型代表和象征人物）。“五帝”不仅自己是光辉的道德表率人物，处处身体力行，而且还为天下之民创建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对道德和守则优异者予以表彰或选拔为“官”，以激励人们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三皇”的非凡之处是创造发明（即知性），为先民提供生存必需品和广开思路， “而五帝则凭着自己的修养，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这也就是说，只有到了五帝这里，天事与人事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沟通。而这也是后来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人格渊源”[1]。正因为如此，所以“五帝”时代进步或高于“三皇”时代、“帝”比“皇”更为神圣。《管子·禁藏》云：“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庄子·人间世》云：“古者五帝贵德。”《淮南子·本经训》云：“帝者体太一。”即天、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1][2] 管成学、傅孙铭主编：《纲鉴易知录》（清代吴乘权等编著）译文，红旗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15页。
[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3. 配祭人帝与五方帝古代“皇”与“帝”的区分不十分严格，有时“皇”亦曰“帝”。如太昊伏羲氏亦称人帝，女娲氏亦称女皇或女帝，神农氏亦称火帝、炎帝或赤帝等。但配祭为东、西、南、北、中之帝则比较晚，方域之 “帝”又与星辰互相对应则更晚。我们认为“配祭”与历法的季节、时辰有一定关系，也与官名、天下方位之称有关。
（1）五行系统的建立和用以官名《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1] 启明：《中国文明史》（上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46、 47页。 “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云： “《易》叙宓羲、神农、黄帝作教化民，而《传》述其官，以为宓羲（即伏羲）龙师命官，神农火师命官，黄帝云师云名，少昊鸟师鸟名。”清代《纲鉴易知录》记载（译文），太昊伏羲氏发明用甲子记岁时的日历，确定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曰《甲历》。从甲子开始，天干和地支相配合称为“十二辰”，用六十甲子表示自然规律，使年、月、四季、时辰及东西南北的方向，均有序运行，不发生错乱。他得龙马从黄河浮出时背上的“瑞图”，便以“龙”作为官名。如将受命创造《甲历》的昊英称为潜龙氏。将管理天下的“五官”即春官称青龙氏，又称苍龙氏；夏官称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天下中央贵重，以黄龙称之，其他四方以四季名称表示）。炎帝神农氏沿用《甲历》的计时法，又以“火”德称王而火纪。除自己称炎帝（同义的赤、火帝）外，下属“官员”均以火命名。如春官称大火，夏官称鹑火，秋官称西火，冬官称北火，中官称中火。黄帝轩辕氏上承伏羲、炎帝之制，并加以创造和完备。他命大桡完善“六十甲子”，大桡便进一步探测金木水火土等五行的变化，观察斗柄初落时所在的位置，创立了六十甲子配合表。又令容成氏制造伞盖相配的天文仪器，以显天体运行的情况。结合占日、占月、占星、选律吕、作算数、作甲子等六种方法，确定气候的变化和时序的转移。鬼叟区受黄变命以神奇的蓍草与宝鼎推算，开始设置了“闰月”。这种比三皇时期精确、完备的日历，称为《太阳历》（又称《阳历》）或《黄帝历》（俗称《黄历》）。同黄帝为一代人的东方部落首领少昊（太昊后裔）金天氏以 “金”德而称王，从青阳（以青阳为都又号青阳氏）迁“都”（实为部落古城）曲阜（今属山东）时，适逢凤凰鸟停落于此，以为吉祥，便以 “鸟”称官名。他在三皇及黄帝历的基础上再创造，制定了新的历法，将主管历法的“官”称为凤鸟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在以前日历的基础上，又革新历法，以斗建所指的“寅”位为岁时的“正月”，称“孟春”，初一日曰“立春”。其制定的历法，称为《颛顼历》。他在“官”制上的创新，是开始以“五行”称官名，曰“五行之官”[1]。《史记·历书》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索隐》按：《世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叟区占星象，令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义》皇侃云：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也），正闰余（即置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物类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又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笃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以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由于颛顼高阳氏整顿秩序和改革原始宗教，将天事、地事分设“官员”管理，所以学者认为此举是国家雏形的标志。《纲鉴易知录》卷一《颛顼高阳氏》云：“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命五官。以少昊之四子重、该、熙实能金、木及水，乃俾（任命）重为木正（主管木），曰苟（又写作勾）芒；该为金正，曰蓐收；熙相代为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句龙氏（赤名后土）为土正；而帝孙黎为火正，曰祝融（官名）：是为五帝。”帝尧、帝舜亦然。可见“五行” 在三皇时期为初创，黄帝正式建立“五行”，并以“五行”之名任“五官”。昔日有的学者未加追根溯源，判定“五行”至战国时才形成，显然是不确切的。“占星”在当时也用于制《历法》的根据。以后世学者整据传说材料整理的文献说，“五行”的记载也是最早的。王世舜《尚书译注》云：《甘誓》写作的年代有商代、战国二说，“五行”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此篇中[2]《洪范》是《尚书》的重要篇目之一，传统观点是写于西周，近人又认为是西周末年至春秋中期的篇章。不过，此篇的“五行”与《甘誓》的“五行”有所不同，是当作“九条大法”的第一条出现的。“五行说”产生于《洪范》以前，《洪范》中的“五行” 说，则是对原始唯物主义“五行说”的唯心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则是为建立“神权政治”服务的。[1]
[1] 参考管成学、傅孙铭主编《纲鉴易知录》（吴乘权等原著）译文。 [2] 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14页。
（2）三皇五帝被封为“五方”神帝与天象的对立“五行”在地上称为物象或灵气（亦称精气），在天上与之相对应的星辰，则称为五星（名相同）。《史记·天官书》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何曾之义）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作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夷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体在地，而圣人统理之。”《索隐》案：“谓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各有一家颛学习之，故曰‘五家’也。” 《正义》云：“五家，黄帝、高阳、高辛、唐虞、尧舜（唐虞与尧舜是一回事，此处分开是不妥的）也。三代，夏、商、周也。言生民以来，何曾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帝，亦于绍继而明天数阴阳也。”是说日、月、星辰在有人类形成以前就自然存在，只是在人类出现后对其才有所认识，以其运行规律，占星而创制《历法》。天上有日、月，人间有昼夜；天上有五星（金木水火土五星），地上有五行，以相对应；天上有二十八宿，地上有以“州”为区划的地理方域。《索隐》又案： “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五星官显然是出自地上东、西、南、北、中的主管官职之名。《正义》张衡（东汉科学家）曰：“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又称宿）；日月运行，历示吉凶 [1] 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116页。 也。”是说日是主宰天象（阳有表示天与气候二义）的，阴是主宰地物的（还有表示阴天之义），占卜者以日月运行（即阴阳变化）而知吉凶；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是地上“五行”之精，为天文的五官；五行既是自然物质，又是人间官名与“东西南北中”的方位之名。这样一来，作为“人帝”（实为部落或部落联盟酋长）的三皇五帝，被 “天帝”封为地上“方位神”并与星辰相对应的条件就具备了。西汉书《五星占》云：“东方木，其帝大浩（即太昊），其丞勾芒（少昊之子，生前曾被颛顼帝任命为主管树木之，曰木正。死后灵魂升天，被天神封为助东方神帝太昊伏羲氏治东方之木神，木又代表春天，芒之言萌也。在此既有东方地域神职，又有为春天神取二义）”；“西方金，其帝少浩（太昊后裔，又写作少昊），其丞蓐收（多该，少昊二子，任颛顼帝金木官，职名蓐收。死后天神封其为西方神，助少昊神帝管理西方与秋天），其神上为太白（即金星，以其早晨出东方而曰启明星，以其傍晚落在西方而又叫长庚星，俗称太白金星）”；“南方火，其帝赤（赤、炎、火同义通用，即炎帝神农氏）帝，其丞祝庸（又写作祝融，帝喾时的火官之名，后尊为火神，又称朱明），其神上为荧惑（即火星，又曰炎星，因其时隐时现，令人迷惑而故名，亦为火之精）”； “中央（又称中土，天下之中的意思），其帝黄帝，其丞后土（炎帝后裔共工氏之子句龙），其神上为填星（填同镇，又名镇星，即土星。古人认为土星运行1周天为28年，每年坐镇28窦蝇的1宿，所以称曰镇星。中央属土，填星为土星，中央之神）”；“北方水，其帝端玉（帝颛顼的别名），其丞玄冥（水神、冬神、北方之神，玄为黑而带赤色，又泛指黑色，含有幽远之意，所以叫玄冥。北方为玄天，水色为黑，其气寒，方位在北，时序为冬，所以玄冥为水官）”。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等，是“三皇”、“五帝”中大有作为、德高望重的“人星”、“人帝”，且以黄帝贡献最大。在原始宗教下的先民认为他们是“天帝”（上帝）之子，非凡人，“死”只是乘龙升入天宫了（离开了人间），照样被长生不老的“天帝神”封为“人帝神”而管理着天下“五方”，保佑百姓平安。因而这 “五方帝”又分别称为东方帝，又称青帝、春帝；西方帝，又称白帝、秋帝；南方帝，又称赤帝、夏帝；中央帝，又称黄帝（土色黄）；北方帝，又称黑帝、冬帝。至此，“天、地、人”三道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与和谐，亦即人与自然的和合与统一。
4. 考古材料对三皇五帝时期祭祀等记载的佐证三皇五帝时期从太昊伏羲氏到帝舜，呈现出的祭祀实体不是古埃及、古希腊的“神庙”，而是具有史前部族特色的“祖庙”和土或石筑（石山区域同是就地取材，筑石筑）祭坛（台）。“不论是文献材料还是地下发掘，均说明秦汉以前的中国，不存在神庙建筑，更谈不上神庙建筑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1]《礼记·祭法》云：“有虞氏礻帝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礻帝，指的就是祖庙。三皇时期的土祭坛，庙不易保存，早已毁没。考古发现的祭坛和墓是龙山文化（即五帝时期）时代和南方与之相当的良渚文化时代，且江南与江北的结构布局各有特点。
（1）红山文化与古国族属辽宁凌源、建平、喀左及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是以在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红山首先发现而命名的。近些年在牛河梁南麓平坦岗地上又发现6座积石构成的冢、坛（约距今五千年），共同特点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呈现出地下墓葬之上修建石祭坛的特殊现象。冢的四周均用块石或石板砌出整齐的石墙，呈台阶式（现可见两层），石墙外缘置彩陶筒形器。各积石冢都有中心大墓，靠南侧埋葬一批石棺墓（墓圹或以石板立砌，或平铺），多首尾相接。葬式多单人仰身直肢，亦有栋骨葬，葬品以玉器为大宗。[1]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祭坛（距今约五千年）遗址，中心部分是一座大型祭坛（基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其四边墙基以外形规整的条石错缝相砌。其内有三处石堆，以南侧中部的石堆最大，用密排立置的长条石组成，略呈椭圆形，在基址底部发现有玉璜（1件为龙首）。石圈形台址以南有三个椭圆形石基址，均以单层石块砌成，边缘用大块河卵石砌成两圈（圈内以较小石块铺就）。遗址出土物以陶器为主，内有二十余件泥质红陶胎人体肢块（一类为小型孕妇塑像，一类为大型人物坐像）。“专家推测，东山嘴遗址北部中心方形石砌建筑是一平台式祭坛，可能是祭祀地母的场所。祭坛与石圈之间是一片空地，显然就是一个公众的活动场所。石圆圈可能是供奉妇女陶塑像的祭坛，陶塑像可能是生育神或者农神。两个祭坛建在同一个山头上，工程浩大，所用石料数量惊人，显然动用了相当的人力。其组织者应当是部落联盟的首领，或者是酋邦王国的领导集团，祭坛是若干部落联合建筑的共同的祭祀场所。”[2]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西部凌源（距今约五千年，延续时间约有五百年），遗址（面积约1.2平方公里）内发现的祭祀遗迹和墓葬群有十多处，没有发现村落遗址。牛河梁遗址中心的主梁北山丘顶端，是女神庙建筑，呈半地式，平面形状狭长（南北最长处22米，东西最宽处9 米，最窄处2米），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群组成（多室是主体建筑，包括王室和侧室、前后室。单室群在主室的南面）。主体建筑以多室群构成，附属建筑（单室）左右对称地分布在中轴线两侧。庙有顶盖，墙体为木架草筋，内外抹泥，且庙的墙体均以三角纹几何图案及勾连回形纹平带图案彩绘。在女神庙的主室、东西侧室和单室出土有泥塑人物像（粗泥胎，外表经过打磨），主室内遗存的女性头像基本完整，大小同真人。其“双颊丰隆，面色鲜红，嘴唇涂抹，嘴角圆而上翘，眼窝内嵌入淡青色圆形玉片，酷似人眼。在主室中心还发现了比真人大三倍的鼻子、耳朵的泥塑，当是该庙的主神。从其他的塑像残块可知，周围当有不同等级的女神”[1]。庙周围已发现大型积石冢二十多处，结构与风格与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坛类似。“其中的三号积石冢为圆形，冢基底面是用多楼柱状的长条花岗岩石桩构成的三圈同心圆。三层石圈以内圈为最高，中圈次之，外圈最低。在女神庙和积石冢周围的空地发现三个祭祀坑，内有陶器、石器、兽骨等祭祀遗存。积石冢的主人用石棺做葬具，美玉随葬，墓地规模可观。有一座中心大墓，墓主头部各有一枚玉环，胸部有勾云状玉佩，双手各握一玉龟，手腕等处有玉环，墓主人可能是部落联盟的首领。”[2]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位于牛河梁遗址的南部，地上建筑部分中心是人工夯筑的圆土丘（高25 米，直径达40米）。圆丘外面用大块白色硅质石岩围砌（直径60—100 米），面积近万平方米（夯土达10万立方米，土从远处运来），十分罕见。“专家推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具有礼仪中心的性质，当时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比较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3]总之，从东山嘴遗址的总体看，“建筑已经运用中轴线，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南北方圆对应。牛河梁遗址群以女神庙为中心，以金字塔式的建筑为前卫，四周山岗上的积石冢形成拱卫之势，彼此呼应，形成了严谨完整、恢弘博大的布局。这一切都向人们暗示，当时宗教形态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体系”[4]。“种种迹象表明，女神庙已经超越了祖先崇拜的初期阶段，形成了比较复杂的神体系，说明红山人不仅有了设计和建造宏大神庙的能力，而且有着创造瑰丽神世界的思维。”
[1]《中国文明史》上册，第185页。
[1]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文化史》，第22—23页。 [2]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文化史》，第23页。 [1][2][3]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文化史》，第24页。
[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考古工作五十年》，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99—100页。 [1]即红山人已处于国家的前夕。红山文化的族属。苏秉琦先生将“地处渤海湾西岸，包括京津地区在内的这片燕山南北地带，即考古学文化区系中的辽西古文化区”中的“四种文化类型，统称为‘红山诸文化’”[2]。又云：“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域广阔而又在发生剧烈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行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批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3]关于红山文化区的“古国”为何部落集团所建立，认识和说法不一。我们认为是七八千年前迁入该地区的女娲的裔支，并结合了部分土著。按五千年前而论，黄帝时期在红山文化区建立“古国”的部落集团首领（或城邦酋长），应是迁居辽西地区的女娲氏一支的子孙，具体名字难以考证。不过，从红山人的宗教系统已形成、大宗精致玉器的出土、墓主等级的高贵，以及将祖先“女娲”（在诸被奉为繁育子女的母系氏族首领中，只有中华始祖母华胥的女儿“女娲”被尊奉为皇、女帝、圣母，后世民间俗称为王母娘娘或送子娘娘，祠庙亦称娘娘庙）被崇奉为“女神”等方面看，辽西部落集团“古国”应以在帝颛顼时期建立较确。正因为如此，古国或城邦之君，才会对妇女那么崇拜，也才会将祖先女娲奉为神灵而营筑规格高、规模大、庄严而肃穆的庙宇供奉、祭祀。（2）良渚文化与古国族属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169页。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2、137—13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 以首先在浙江余杭县良渚发现相当于北方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而命名的“良渚文化”，年代约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之间。浙江、江苏发现的良渚文化类型墓葬和祭坛，与北方红山文化同类遗迹不同，是人工筑就的祭坛上埋葬地位之高贵者（红山文化遗存是地下墓之上筑坛），即祭坛与大墓合二为一（少数为分设），似乎说明“主人”高于“神主”。如1986年在浙江余杭县反山墓地发掘的11座大墓，大都有棺椁葬具，葬器以精美的玉器为主。人工营筑的土祭坛（土方量高达2万立方米），“规格和等级为最（高），堪称‘良渚王陵’”；反山东北五公里的瑶山，1987年也发现一座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人工营筑的土祭坛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有多重阶级状石坎及护坡，是良渚文化常见的祭坛遗迹中最壮观的一处。祭坛上埋有显贵者大墓十余座，南北排列有序，多数有棺椁作葬具，随葬品700余件（套），玉器占90％以上，发现了许多新的器种和纹样；1991年在距反山西以西仅二公里的汇观山，又发现一座与瑶山类似的复合遗迹。祭坛平面呈“回”字形三重结构，面积超过1600米，上面的显贵大墓存有四座，四号墓出土的48件石钺反映出墓主身份相当高”。[1]这种祭坛与大墓合二为一的遗迹在余杭县良渚、瓶窑、安溪三镇区域内，天目山余脉的长条形谷地中，三十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多达五十余处，反映出黄帝后裔防风氏部族的一支南迁后，其中的一支在太湖流域（距浙江与江苏两省部分地区）已形成庞大的部落古国。更为可喜的是，在良渚文化遗址群中，又发现并发掘（1992—1993年）了余杭墓角山遗址。在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出地面七八米（土层最厚处达10米以上），面积达40平方米的人工营筑大土台上，不仅发现了直径20米的“燎祭”遗迹和大小莫角山、乌龟山三座土台，而且在“三座土台”之间还发掘了1500平方米面积，上有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169页。 良渚人工夯筑的基址及两排大型柱洞（二者面积2万平方米），当为宏大的“宫殿”建筑遗址。其“四周分布着反山、桑树头等出土大量玉器的著名遗址，显示了莫角山遗址的重要地位。它在良渚遗址群范围内，是一处‘中心址’。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在取聚落形态上，存在着不同时期、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若干中心，而‘良渚遗址群’是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1]。这应是部落古国酋长及机构官员居住、处理国事的核心地区建筑。庙前遗址的发掘，证明古国先民是依湖沼岸旁筑 “井干式”木质房屋居住的。太湖流域的今江苏地区良渚文化遗址中，罗墩（在常熟市）、少卿山（在昆山市）、赵陵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人工堆筑的祭坛，其上排列着随葬大量玉器和陶器的大墓；少卿山遗址清理出多个祭祀坑；罗墩遗址出土了一件浮雕龙纹的玉器，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例证之一；赵陵山遗址发现了人牺遗迹（19具人骨），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以人祭祀的实证，寺墩遗址（在今武进县）发现了五号大墓，从而确定了贵族大墓的分布规律”[2]。苏秉琦先生对太湖周围江浙良渚文化论曰：“至迟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约四千五百年前）的良渚文化处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之间，即‘绝地天通’的颛顼时代。良渚文化发现的带有墓葬的祭坛和以琮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应是宗教已步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3]；“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女巫一般无琮，说明南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4]即已进入良渚古国时期。良渚文化的族属。关于良渚文化的“主人”问题，鲜有研究，考古界称为“良渚王国”的。“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宁波、绍兴平原的东部地区，存在年代距今约七千年，与仰韶文化大体相当。继河姆渡文化，是浙江嘉兴县马家浜遗址发现的马家浜文化。它大致分布在浙江毗邻的太湖周
[1][2][3]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29页。
[4]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45、146页。 围。马家浜与河姆渡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距今六千至五千年，比河姆渡文化晚一千一百年。它与河姆渡文化都是农业民族的文化，人们过着比较定居的生活。其社会组织是母系氏族，但到了马家浜文化晚期已开始向父系氏族转变了。马家浜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是崧泽文化，也是把崧泽文化的族属，一般认为是古越族的原始文化。如果马家浜文化属于古越族的文化，那么，河姆渡文化也应属于古越族的原始文化。”[1]我们认为在古越族为主体的部族中，已有从江北迁入的伏羲、女娲、炎帝神农氏等裔支族。“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周围的浙江地区，北至长江以北，南达括苍山，东至海，南及南京地区。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约五千至四千年。它晚于马家浜文化，略早于北方龙山文化。该文化的人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定居，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氏族成员间已出现了贫富差别，有个别奴隶存在。这表明，他们已步入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了。良渚文化继承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又受到北方某些文化的影响，成为我国东南地区广泛存在的印纹陶文化的一部分。印纹陶文化，大家公认为是古越族的文化。”[2]良渚文化约相当于“五帝”时期，亦即部落古国阶段。概括说良渚文化为古越文化是正确的；具体说，这个阶段是直接受到华夏文化影响的。“良渚遗址发现初被归入龙山文化”[3]就是明证。“以环绕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包括长江下游的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是东南沿海地区与山东并列的另一重心。” 其中“太湖地区东临海，北到长江，西到（浙江）茅山山脉，南达天目山麓，这三四万平方公里，是一个考古文化实体”[4]。其是东南的古文化中心，“通过这十多年在良渚和环太湖地区的工作，似已显示出，太
[1]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29页。 [2]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1版。 [3]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1版，第136页。 [4]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67、68页。 湖流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已可以由良渚文化上溯到先良渚文化”[1]。良渚文化上承马家浜（其又上承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而其所受到北方某些文化影响，是何族呢？何光岳《炎黄源流史》云：“在唐（尧）虞（舜）时，防风氏有一支自芒县（在今江苏芒砀山一带）南迁浙江湖州（今湖州市）。”[2]说明防风氏部落迁入江苏是在黄帝以后。《国语·鲁语下》记载史官问：“防风何守也？”孔子答：“汪芒氏之君也，守封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又记载：吴攻越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灭其国后，获人骨一车，不知来由，问孔子，答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此骨节专车，此为大矣。”韦昭注：“群神，谓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防风，汪芒氏之君也”。《左传·哀公七年》亦云：“禹会诸侯于涂山（今安徽怀远县），执玉帛者万国。”防风国就是其中之一。《国语·鲁语下》云：“禹朝诸侯之君会稽山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郭沫若先生释曰：“参加会议的要执玉帛，迟到的遭杀戮，禹已经蜕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3]足见禹继帝舜位时防风国的强盛，禹对其不放心，借故迟到而诛杀。漆、厘音同而通用。《后汉书·黄宪传》云：“叔度汪汪，若千顷波。”汪又写作汪多、汪饶、汪池。“各说皆谓汪为大之意。所谓汪芒氏，意即防风氏部落为一高大人种”[4]；漆姓，亦即黄帝族十二姓的僖姓、厘姓，起源于陕西漆水、芒水、汪（均在今陕西彬县、麟游一带）一带。[5]《路史·后纪五·黄帝》云：次妃方累氏曰节，生休及清。休继黄帝者也，是为帝鸿氏。《路史·后纪六》的记载与此有异：“帝鸿氏厘姓，帝律
[1]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29页。 [2][3]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1版，第136页。 [4][5]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 725、717页。
生帝鸿，是为帝休。”即黄帝生帝律，帝律生帝鸿（休）。又云：帝休“别为防氏，守封之间”。《路史·国名纪乙》云：“帝鸿后厘姓国：防风，厘姓，守封禺之山，二山在湖（州）之武康（今浙江德清县）。”“汪芒，即汪罔。《说苑》云：汪芒，厘姓。《说文》云：封山在吴楚间，汪芒之国。历代故以为防风也。”唐杜佑《通典》云：湖州（在太湖南岸），春秋时属吴，吴灭属越，越灭属楚，古之防风国焉。”《太平寰宇记》亦曰：“湖州武康县，古防风氏之国，防风山在县东一十八里，先命封山，唐天宝六年敕改焉。”武康（今德清）是其古国邑城地，疆域广及太湖流域，下属还有小古国。国亡后，余民大都融入了古越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