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深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借鉴，大力整合中西文化中感恩文化资源
今天，中国的和平发展，必然要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在这种背景下，建设具有感恩文化氛围的社会环境，应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外国文化、外国感恩观和感恩文化。我们既要在不对称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不盲从、不盲目，不失去自我主体意识，不丢失民族文化个性，使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继续释放应有的灵感和神韵，又要重视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借鉴，以加速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加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的更新与重构，以此来树立良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西方文化中的科技理性、社会理性和人文理性精神，对中国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对中国文化建设的主体——人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说,西方文化精神是一种“分解的尽理精神”[1]，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则是一种“综合的尽理精神”，因为西方文化善分析以尽理，——也就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所以能对一切客观事物构成系统整严的知识，也能对人际成立公平有效的律法。因此西方文明的成果可以与善讲道德、善养生命的中国文化互补。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西方文化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西方的感恩文化是在什么样的民族土壤、文化环境中得以产生发展，西方的感恩文化是否有助于对中国感恩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1] 牟宗三：《历史哲学》，台北，学生出版社，1980年。
有学者和网友从不同层面指出，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仍然在被误读或误解，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或是由于对某些国家的认识存在偏见，从而否定它们在政治、经济和人文关怀上的先进理念。因此，我们需要对西方文化传统有实质的了解。只有真正了解了西方文化，才能够更客观地认识我们自己文化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去认识与把握西方文化传统？从感恩这一伦理范畴、这一价值取向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及其感恩传统，同样源远流长。仅近代以来，它里面既有立足于自由理念的强调个人权利优先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又有立足于平等理念的强调群体责任优先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两种互相对立的价值观在历史长河中，常常此消彼长，甚至更为复杂的组合。我们不可以偏概全，大而化之笼统以 “西方价值观”来概括西方价值观领域种种复杂的状况，正如我们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传统中，价值观领域同样十分复杂一样。
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在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成果过程中，我们需要力避意识形态与权力异化的干扰，而应当用一种清醒的、批判的眼光，作出合理的抉择。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西方发达社会作积累的成熟的经验来帮助我们摆脱当今社会失序、失范的困境，帮助我们树立健康的充满仁爱忠信的社会风气，这种选择，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应该是一种催化，一种“创造性的转化”，而不是什么取代和“西化”。[1]方面面的感恩观、感恩文化，正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今天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人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正是宗教感恩作为前提和基础的。
西方文化传统中基督教文化是其主干，我们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成果，必然不能离开对基督教文化的审视。尤其是渗透于西方社会生活方
[1] 余敦康：《儒家传统与全球伦理》，载《儒释道与基督教对话二》，社科文摘社，2001年。
基督教原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耶稣（2世纪的《福音书》始称他为基督——救世主之意）是《旧约》中约书亚的希腊文音译，是“约的拯救”的意思。耶稣降生的传说，反映出当时犹太爱国志士盼望约书亚式的英雄人物再生。“基督·耶稣”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说，在他和任何历史人物发生联系之前，都意味着是一个期待革命、期待解放、期待自由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