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要义在臻清明之治
“清明之治”是中国历代百姓追求的目标，然而历史上“清明之治”并不多见——在皇权专制之下，政治腐败乃是常态。清明之治的两大要件是：民生安和乐利；民权保障伸张。近百年来，在这方面思考最深入的，当非孙中山先生莫属。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是针对中国臻清明之治，采撷西方学说精华，又考察当日国情，深思熟虑后的结论。可惜孙先生壮志未酬身先逝，中国乃历经种种内乱、外患与人祸，多走了几十年冤枉道路。时至如今，中国已复兴，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趋于正常，平心静气来探讨中国清明政治的道路，正是时候。
首先要说明孙中山的中道思想。在经济方面，孙中山不采取极端的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提倡民生主义——其核心主张是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利用外国资本，发展实业计划[2]。大陆近三十年来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穿了，其精义不外是当年孙中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3]。
[1] 孙文：《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 [2]孙文：《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四讲（1924），《建国方略·实业计划》（1920）。 [3] 经济学家郑竹园在《海峡评论》219期（2009.3）写《孙中山思想与中华民族复兴》一文，说：“从近30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轨迹观察，不难发现其基本方针与……孙中山有关现代化工业化的纲领若合符节。” 孙中山知道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不适用，说：“俄国……革命的结果，政治问题得了解决，社会问题不能解决，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主张缓进，提倡以“民生主义”代替“共产主义”，用和平的方法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一并解决。现在回顾历史，实在不胜欷！中国共产党现在很关注民族、民生等问题。吾人不得不佩服孙先生的远见，他真的是伟大的“先行者”！过去六十年来，海峡两岸体制不同，刚好为历史提供两种不同模型的实验场所。在经济方面，台湾自1950年起实践民生主义成功（约四十年），乃成为大陆的“海上灯塔”；谁知，正当大陆从共产主义回头走上民生主义道路时，台湾却开始自我沉沦，放弃民生主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终至遭遇困境。如今大陆“和平崛起”，当记取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坚持民生主义的中道，防范资本主义的逆流，也同时支助台湾发展（亦可算是一种回馈）。郑竹园提倡“大中华共同市场”，当是大方向；望两岸朝此努力时都心存民生主义。
在政治方面，孙中山采取的也是中道思想。他当然反对独裁政体，但也不赞成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提倡民权主义[1]——其特色是“政权”（人民的权，即监理权）与“治权”（政府的权，即治理权）的权能区分、四种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分权、法治等等。他对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有深入研究，知道democracy一词译为“民主”会衍生许多误解与流弊，乃绝口不提“民主”，以“民权”代替之；更扩伸其义，说 “自由、平等、博爱都从民权而来”。他知道民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必须是人民争取而得（“革命民权”）。他知道“自由”被滥用的弊害，特别强调“国家的自由”，以与“个人的自由”相对并论。又知道宪政的改革欲速则不达，主张依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循序渐进[2]。
[1] 孙文：《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1924）。 [2]《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 他把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全民政治—翻译并诠释为“民有、民治、民享”[1]（若译为“民有、民监、民享”，当更符合孙先生的“权能区分”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