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还认为，中国未发展出这些方法并不足惊讶，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方法居然被人们发展了出来。换言之，这些方法并非自然本有，是由于某些机缘而被人们发明。其源流在西方，而非中国。
王国维说，西方与中国都有另一支传统，与上面所说相悖，即认为有“客观之理存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4]。——此在西方先是有斯多葛学派主张，后则有基督教义为支撑；在中国是以宋朝朱熹为代表[5]。若接受这一哲学，则有所谓“天理”、“真理”之说，人对于理的关系乃是“发现”，而非“发明”。
[1] A. Einstein致 J. E. Switzer信，见于Science since Babylon (1962), by D. J. De S. Price, Yale Univ. Press。 [2] 欧里几得的形学Elements of Geometry出版于两千三百多年前。 [3] thought experiment或imaginary experiment，德文作gedankenexperiment。伽利略在他的两本《对话录》中采用许多“想象实验”推理法，包括探讨无碍落体的加速度律等，是为“想象实验”的滥觞。 [4] 见前引王国维《释理》。 [5] 朱熹：“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然而，科学发展史不断告诉我们：物理律 (laws for the nature) 是人发明的，不是“天生自然的”，就如同维系社会的法律 (lawsfor the society) 是人制定的一般。19世纪非欧形学 (non-Euclidean geometry) 的发展已清楚显示任一算学体系的人为约定性质 [1]；20世纪的量子力学的发展，更让人们对物理的性质有了深层的体会，于是 “为天地立律”的说法进一步演变成“为天地绘景”(picture forthe nature)。关于此点，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冯·维兹塞克 (CarlFriedrich von Weizs.cker) 的话“天先于人，但人先于天理” [2]，实乃一针见血之论；此语当亦可作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语的脚注。
因此，任何律都不是“定律”[3]，必有其适用的范围，必因实验的致广大、尽精微而修改。科学理论是“一套说得通的道理”；任何理论都不能声称为“真理”[4]。颇柏 (Karl R. Popper) 甚至提出“可否证”（或“证伪”）作为科学理论的判准。科学一定是持续发展的，在实验底定之前容许不同理论并行不悖，欢迎怀疑与挑战。科学是文化的重要成分；文化都是“人文化成”的，科学自不例外。
[1] 潘卡瑞 (Henri Poicaré)谓，每一形学体系的公设既不是“先验的直观”(synthetic à priori intuition) ，也非“实验的事实”(experimentalfacts)，而是“约定”(conventions)。见《科学与假设》（1905）第三章。 [2] “Nature is earlier than man, but man is earlier than natural science.” [3] 将科学里的laws译为“定律”，是严重的误译。此译由来待考，日译为 “法则”或“则”。 [4] 儒学中从无“真”的概念，甚至不见“真”字。道家说“真”，指的是天真、自然、非人为。将“真”与“理”合成“真理”一词，当源自近代翻译英文的 truth或德文的Wahrheit；它将非人为与人为的两种概念含混一词，真不知所云。 Truth意指“实情”（现象界）或“是”（理论界）。 《论语》上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合乎科学精神。“温故而知新”亦然。他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语，细考之：则“毋意”可引申为“顺理统贯”（consistency）；“毋必”可解释为“知有所止——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limitedness）；“毋固”可解释为“可否证”（falsifiability）；“毋我”可引申为“可说、可传”（inter-subjectivity）；亦是完全合乎科学精神的。至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的“实其事而求其是”、王夫之所说“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与艾德勒 (Mortimer J. Adler) 在《西方世界巨著·题汇》[1]中对科学精神的解释“实验探究及实验知识的组织”[2]也是相通的。换言之，中国传统里是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根苗的。
如何可得清明之理？《易·系辞》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宋朝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中说：“盖儒者所争，犹在于名实；名实既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礼记·大学》则有“定静安虑得”之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简言之，要得清明之理，须先有清明之心。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然而，即使中国固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的根苗，现代中国科学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反躬自省，我们当认识到：在中国固有文化里，思维、推理常不够严谨，且缺乏抽象想象的本领；说得白些，传统中国人的头脑不够清明。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里说“要恢复
[1]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Syntopicon (1990), by Mortimer J. Adler. [2] Scientific spirit： “Experimental Inquir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mental Knowledge”。 中国固有的智识与能力”，要“学欧美的长处”（“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迎头赶上去”[1]。如何可做到？首先需要认清中国固有文化中的长、短，认识科学的本质，训练清明的头脑，从事系统的研究，然后才能发达清明的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