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的思想或意识，我感觉最终要落到实处，落到制度建设上。制度完善又会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文化的繁荣。在宋代，这种具体措施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关于宋代政治制度的优与劣，我想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用了一整讲的内容，加以精辟的论述，这里我就不赘述了。而宋代士大夫阶层感恩意识则具体体现在谏言制度的建设上，它对在宋代专制政治下，开启开明君权的曙光，无疑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

    正是在宋朝家法的作用下，皇室允许“风闻言事”。何谓“风闻言事”？王安石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事实证明，许多腐败问题，是通过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俗话说：“文死谏，武死战。”《荀子·臣道》有：“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也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身之祸。而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体现了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无疑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体现了专制政治下难能可贵的宽容人治。

    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尤其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这也是宋朝开明君主政治比其他朝代都发达的一个重要条件。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提到：“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宋人强调，“天下者”，“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可见，在当时社会中，多少有一种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民主精神的共识。士人为了自己的名节，为了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决不能只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而必须能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不应是不痛不痒，而应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痛处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值得称颂的朝代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个，但是它却苦撑危局达320多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实事求是地说，这与开明制度的建设、实际的运作不无关系，与士大夫阶层的感恩思想的落实不无关系。

    法治需要有完备的法制，这样才能做到事事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对任何权力能够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进而保证秉公执法。当然谁也不会承认宋朝是个法治时代，但是宋朝的开明政治建设也是有目共睹的。

    台谏制度的建立，是按照另一种思路，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的。依北宋和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他们官品虽低，却是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劾高官，批评皇帝。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司局级的干部，甚至还不够司局级，却可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这又不能不说是在专制体制下的一种平等的体现。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乃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民主精神的体现。

    写到这里，忽然产生几分感慨：如果我们的某些权力官员，也像古代士大夫一样，知道感恩与谦卑，那么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该是多么的和谐啊！其实，我们的百姓也是非常可爱的，在他们心中，最朴素的情感就是爱与感恩，他们不懂得恨。这样的人民，如果他们心中生恨，一定是因为过于极端的剥夺，朝代的更迭便是明证。我们的民族不乏感恩意识，但感恩意识缺乏的现象却又比比皆是。权力者的无情与残暴是直接导致感恩意识缺乏的源泉。因为无感恩意识者，不会节制自己的贪婪和奢华，以为自己可以随意攫取，最终腐败大行其道，民不聊生，仇恨像火一样燃烧，进而演变成为历史的巨大缺憾。所以说人治也好、法治也好，都需要民众直接参与监督权力的运行，加强完备法制的建设，做到事事有法可依，而权力官员必须要懂得感恩，知道权为民所用，权来自于民。只有这样，和谐社会的建立才不会是一句空的口号。社会的和谐需要一种宽容与爱，需要一种感恩文化的构建，而一个真正懂得感恩，并由感恩文化支撑起来的民族，才是一个最具有创造力与凝聚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