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宋太祖、太宗深知“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古训，并以为，“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纵使他们去贪污受贿，其危害也不及一个武臣”，也就是说，之所以不敢大量用武官，是出于对武官的恐惧和担心，用清初王夫之的话解释，就是：“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惟其惧也。”在这种执政理念的影响下，宋朝文人的创作才情也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议政建言也尤为大胆，言者也很少被治以重罪。
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举贤良对策”时，公开批评仁宗贪图酒色，不理朝政，考官以为他道听途说，大胆妄言，欲罢黜之，仁宗却不许： “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事者，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
宋神宗时，因攻打西夏失利，要杀一个漕运官，时任宰相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以本朝惯例为由不执行，神宗也毫无办法，准备脸上刺字发配，可是门下侍郎张谆又反对：“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大怒：“快意事，（吾）便做不得一件”，然而张谆却据章理直气壮： “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神宗只好作罢。
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写了几首讽刺新政的诗，惹出一个“乌台诗案”来，当时的宰相王珪向神宗皇帝告黑状：“轼有不臣意。”因为苏轼《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欲将心迹托与“地下蛰龙”嘛，这还不是“不臣之心”么？而刘安世救苏轼，仅“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一句话就足够了，王珪无言以对，宋神宗也只能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这要是换在明朝，就算苏轼项上长着十颗人头，也是不够砍的。结果是苏轼入狱时，曾担心自己会被杀，实际上连刺字发配之议也没有，最后仅仅是落了个降职黄州而已。可见在宋代文人即使犯罪，最重处罚也不过是贬至“远恶州郡”而“无掉脑袋之虞”。
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因此换来了士大夫阶层对大宋政权的全力支持与拥护，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却留下了值得称颂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笔。士大夫在战争中的作用固然不大，然而他们对大宋的忠贞却随处可见，换句话说，士大夫的感恩思想，处处落在现实中，当时的整个社会也深受其影响。这对以后宋代江山危亡之时，苦撑危局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南宋与金元对峙了150多年之久，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支撑最久的南方政权。难怪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赞叹道：“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宋王朝国破危难之时，是岳麓书院、白麓书院的文弱书生们，纷纷投笔从戎。宰相文天祥是个状元，至死忠贞不悔，爱国节操，千古慨叹。而进士陆秀夫走投无路时背起宋幼帝毅然滔海……以自己的全副身心壮烈殉国，回报了大宋“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1]的礼遇。
这不仅使我想起抗战时期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他们中有的是直接深入生活，奔赴战地，慰问、采访，有的是直接进入战斗序列，书生从戎，知识青年从军，萧一山、陈布雷、平江不肖生、田汉……都送子参军。仅四川就征集从军知识青年近二万余人，居全国各省之冠。那次青年知识分子从军，规模空前，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这批学生军多做记者、翻译、政工人员、情报员、文化教员，也有相当数量的战斗人员。穆旦(查良铮)乃其中代表之一，参加远征军后，任军部随军翻译，战败突围路过缅北密支那野人山陷入了濒死边缘，写下了“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这不仅是穆旦的成名之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也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的代表作。抗战后期，兵员严重匮乏，“有的一个师在一次战役后只能编四个连，而一个连只有三十几个人。”[2]但青年学生的到来，大大增加了军队的实力，原定编为八个师，后竟编成足数的12个师。文化的传承，仿佛民族的精神细胞，只要活的细胞存在，中国总是有办法的。
[1]《宋史·理宗谢皇后传》，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
[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四章《抗战时期的重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2月版。 揭发而发现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所以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这或许是“风闻言事”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条可贵的经验，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