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说，笔者沉溺于故纸堆的时日不算短，每日和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昏君奸臣、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类相伴，很难有什么激荡起伏。奇怪的是，当读到赵匡胤的这份誓约时，竟然不能自禁地潸然泪下。想想实在惆怅，即便是有这样一份誓约的约束，这个朝代还是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而且，就在出现了这样誓约之后的千百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绝大多数时日的生活甚至还远远不如出现这份誓约的当时。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惨痛所在。”[1]

    宋朝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与科技成就的鼎盛时期，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说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甚至把沈括及其《梦溪笔谈》称之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和“中国科学史的坐标”，评价之高可见一斑。当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从开封到临安，宋朝军队屡战屡败，先后两次败亡于外族之手，至于这个问题，不属于今天我们探讨的范畴，我们这里只从感恩的角度，来分析宋太祖“祖宗家法”的文化意义。公允地说，宋太祖以及其继任者都难能可贵地做到了恪守祖宗遗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说两宋不争气之君不少，但始终未兴文字狱，文人、士大夫阶层了获得比较优厚的政治待遇，以在宋朝，士大夫所受到的礼遇，是历史事实，也是其他朝代所永不能比的，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多次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有两件事颇能反映赵匡胤对文人的态度。一次，他宴请翰林学士，后周旧臣王著深念旧主，声泪俱下，殷殷旧情表露无遗，太祖并未予怪罪。次日，有人提出处置王著，他却说：这家伙是个酒徒，周世宗在世时我就了解他，更何况一个书生哭周世宗，又能做什么呢？ 另一次，他到宰相赵普家，碰巧吴越王钱俶派人送给赵普“海物”十瓶，赵匡胤命人打开，结果盛的全是用以行贿的瓜子金。赵普吓得赶紧解释，他却笑着说：但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有汝生耳。

    [1]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 —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第一节《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北京出版社，2004年9月版。　 及相对宽松的议政空间，对中国古代文化与科技成就繁荣的到来，其历史功勋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