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茂泽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自己的感恩传统，有不同于欧美基督教思想的感恩观。《三国志》卷57《吴·骆统传》出现“感恩戴义”一词，意义近于感恩戴德。东汉学者王充已经说过“报恩祭祖”的话，说明古人早已认识到，祭祖中有感恩内涵。
感恩属于礼仪活动，礼是处理人和自然、社会关系的活动规范。礼尚往来，礼仪规范的基本关系，是两主体间的双向往来关系；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古人称为“施”，另一方的反应是“报”。《礼记.礼器》：“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出者也。”反本不忘，是礼仪的主要内涵和功能，其实质就是“报”。在“施”与“报”的统一体中，报既是施的结果，又可以成为新的施，引起新的报；如此循环不已。“施报”活动就成为“施（施一）——报（报一施二）——报（报二施三）——报（……）”这样的运动形式。其中，除了“施一”外，整个“施报”运动形式都可以说是“报”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古人说“礼也者，报也”（《乐记》），断定礼仪活动主要是报，就很有见地，非常深刻。古汉语中，感恩的近义词有报恩、谢恩、报功、报德等，最常用的还是“报”字。感恩是伴随着“报”的心理和言行活动，感恩观是“报”的观念的一部分。“报”有报答、报复、报应等，其主体有个人、社会、民族、全人类，时间有现世、过去、未来，内容有恩有怨，而所谓“恩”也有针对个人还是整体、暂时还是长远、表象还是本质、物质还是精神等等区别，如此，感恩观也比较复杂。
比如，欧美感恩观就有浓厚基督教色彩。《圣经》已有“感恩”一词，英文几种版本使用“感恩”（thanksgiving）最少21次（DouayRheims， 1609—1610版），最多41次（King James现代英文版）。德文 Danksagung意即感恩，马丁.路德本“感恩”只有9次，汉译两种流行版本则多用“感谢”一词对译thanksgiving。对同一文本，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理解，说明人们对感恩的理解有民族性、时代性，还受理解者自己感恩观的影响。
大体上，和基督教神学感恩观比较，古代中国人学感恩观有明显的理性、人文特点，表现在：基督教强调神才是唯一值得感恩的对象；古代国人感恩对象则有天、自然、他人、社会、国家、政府、贤臣、文明等等“有功德于民”者，儒家形而上思想家则以“道”本体为感恩的核心对象，具体对象只是“道”的承载者。
基督教感恩是一种信仰的表现，是人向神皈依、信赖、投诚；神是人绝对不可企及的对象，人自身“没有什么值得献给神”（St. Chrysostom《保罗科林蒂安书谕》），人间一切世俗物，特别是功利等因素都被排除；它超越而神圣，绝非世俗。比如，十七八世纪，德国民间流行秋收感恩，大家高兴地聚集于一处，分享劳动成果，献上自己的感谢。神学家施奈尔马赫在讲道时就批评这种因秋收而快乐是糊涂，因为“完全只出于他自己利害的计算，是完全自私的”，表现的只是人的贪婪。在天人合一思想背景里，国人感恩是人性的觉悟和实现，是人有德行修养的表现，是理性的现实实践活动；人本身就有神圣性，感恩活动不排除功利因素，像周人祭祀的对象，都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功德的人或物；这不是向神感恩，而是“报功”，是对那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尊崇和敬礼。这种感恩是世俗的，又有历史实践基础上的超越意义。
基督教感恩引导人们虔诚皈依上帝，是人从世俗升向天堂的桥梁；国人感恩则引导和规范世人不断学习，理性地认识改造世界，逐渐提升自己，创造人类文明成就，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在现实中建设美好社会，实现人类理想。
所谓理性，不是西方哲学家康德所谓纯粹理性，而近于亚里士多德以来所谓实践理性，也不是西方哲学家理论的实践理性，而是现实生活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古人叫做“德”，乃是与天相应的人生智慧，含道德、认识、审美等在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功利有密切联系，本身就体现在大众的日用饮食之间。中国古代理性有浓厚的大众功利色彩，这个特点，反映了古代生产力水平不高，绝大多数人为温饱而奔忙的生活状况。所谓人文，也不是欧洲历史上与神相对立的世俗人文，而是天人合一的人文，它包含了“天”在内，有内在神圣性。这样的人文，和古代中国小农经济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应。
古人社会生活实践理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有功德于民”。为人民群众立了功德，办了实事，人民不会忘记他，会自然感恩于他，他去世后，人们会纪念他，缅怀他，报恩祭祀他。他平生不必烧香、叩头、祈祷、放生，只要为人民群众谋了福利，为文明史作出了贡献，人民就会记住他，他就可以在人民感恩中永垂不朽。原始社会时，生前为人民立下功德，为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就获得后人尊崇祭祀。如黄帝创造文明有功，享有人文初祖地位，就受到人们长期祭祀。这个特点也表现在政治上。《尚书·武成》“崇德报功”说，指朝廷对有功德的人，要给以爵禄待遇。周天子对有功德的诸侯，也“加地进律”（《礼记·王制》），治国者对贤明臣下感恩既是观念，也是制度。汉代君主专制加强，臣下向君王报恩的观念盛行，致有“虽日有益，月有功，犹未足以称职而报恩”（《汉书·盖宽饶传》）之叹。东汉学者王充总结说：“缘生人有功得赏，鬼神有功亦祀之”（《论衡·祭意》），不仅人，而且各种神灵如自然神、社和稷等，也都因有功于人类文明而受人祭祀感恩。
人得到“功德”的好处就应感恩，那会不会睚眦必报，有仇报仇呢？现实中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但却受到感恩观念人文因素的抑制。
从孔子开始，我国古代感恩观就明确将感恩与人自身素养的提高、人成为理想的人、将社会建设成为理想的和谐社会联系了起来。
对于恩怨，人们究竟应如何“报”？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两种情况：给人恩惠，不求报答，这叫“贵德”；也有人事事希望功利报答，这是“务施报”（《礼记·曲礼》）。孔子从提高人的修养、增进社会文明的角度，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的主张。以德报德，对恩惠，可用恩惠报答恩惠，也可通过提高修养，增进社会和谐，造福后世来报答。关于“以直报怨”，朱熹《论语或问》解释为“当报则报，不当则止”，吴嘉宾《论语说》发挥为“不匿怨”，人们修养不同，“直”的情况也不同：不能忘记怨恨而报复是 “直”，忘怨而不报，也是“直”，虽不忘怨，但能“以理胜之”，依然是“直”。运用内在德性修养战胜怨恨，对怨恨的这种回报，实际上就是以德报怨。可见，“直报”原则可以包含以德报怨在内，又克服了直接就实践“报怨以德”的抽象性，考虑到了世人理解和实践“报怨以德”的现实难度，允许人们从怨恨到化解怨恨、从以怨报怨到以德报怨，经历一段时间，这就是现实的人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修养的人格成长过程。所以，以直报怨决非粗鲁野蛮，睚眦必报，而是主体根据自身修养，结合对怨恨的认识，或化解怨恨，或减少怨恨，必报或不报均可。所谓“直”，就是心里真怎样想，就怎样言行活动，内外一致，直率表达。
在具体感恩活动中，发自本心，率性而为，就是“直”。“直” 的原则有二。第一，朴素的“直”：如何施则如何报。施恩则报恩，有功便奖，有过即罚。这个原则符合现实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实际情况；但存在着黑格尔所谓“恶的循环”可能，容易陷入轮回报应，人们不禁疑惑：怨怨相报何时了？第二，理性的、人文的 “直”。孔子强调人应努力下学上达，不断提升境界，对外来恩怨，因为修养提高，看法也会有所不同，报答方式也会相应变化。有德行修养的感恩态度是，面对恩德，发扬积极因素，力求以更多的恩报恩；遭遇怨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尽力减少、化解、消除、克服怨恨。这种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怨天不尤人，面对怨仇，也可以不必报，或不以“施”的形式报复，甚至可能同情理解对方，帮助其提高，使之不再施怨于人。人类认识改造恶劣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政府教育改造帮助罪犯，都是化消极为积极的实例。
理性的、人文的直，是古代中国主导性感恩原则，是孔子所谓“人能弘道”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人们推动文明史前进必备的文明修养。结合“施报”运动形式看，这个原则要求，实施任何一次“报”，都应考虑到它会起“施”的作用，会引起对方的再回报。根据“直报”原则，要摆脱怨怨相报，进入以德报德的良性循环，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自己施与对方的，在对方看来一定是恩惠而不是仇怨。现实中，由于对方认识、需要、习惯等和我不同，这一点并不能确保；因为我认为施与对方的是恩惠，对方也可能误解为仇怨；二是如果人们修养较高，无论是对仇怨还是对恩惠，都能做到同情理解并恰当回报。而提高自己的修养，人们通过理性的学习活动就可以做到；以德报德的良性互动，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的理性努力提供担保。理性人文直报原则的意义，正在于此。
如果人们通过学习提高，让直报原则从朴素的低层次向理性人文高度不断提升，那么，人们的感恩活动也就充满了更多的文明内涵，祭祀成为文明祭祀，感恩成为文明感恩。王充说，祭祀主要在“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两点，即感恩前贤，为的是鼓舞后人继往开来，发扬光大。这不仅将祭祀定位在感恩上，而且将祭祀感恩定位在对于社会历史的积极意义上。文明祭祀，文明感恩，本身就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积极因素。今天祭祀黄陵，强调感恩，正是新时期对于传统礼仪活动积极内涵的进一步发掘、提炼和凸显。
历史上，文明感恩表现多样：效法对方“贵德”的言行活动，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是个人的文明感恩；用隆重仪式纪念对方，缅怀其恩德，教化后人，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推动文明史进步，是社会的文明感恩。《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易传》载“天垂象，圣人则之”，及后人对往圣前贤举行诸多文明祭祀活动，都是有德行修养的文明感恩活动。俗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又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这是民间的文明感恩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