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化人：质朴的情怀感恩先祖 （陕西日报）
中国历史上在黄帝陵对轩辕黄帝的公祭起于春秋时期，秦灵公时代第一次把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供奉祭奠。其后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公祭活动，基本上都保持了较高规格。
同时，历代的文人墨客也将对黄帝的敬仰流露于文学作品中，例如杜甫“少陵月夜祭黄陵，双手空空无祭品”的诗句，范仲淹“轩辕龙驭古，百代景象裳。高徒桥山上，关河万里长”的感慨。而现今的陕西文化学者，也对黄帝和黄帝文化有着深刻的感受和细致的研究。
陈忠实
1942年8月出生于西安灞桥区。国家一级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政协常委。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2004年的重阳“民祭轩辕黄帝活动组委会邀请我担任民祭黄帝的主祭人时，我任何绊子都没打，任何犹豫都没有，说：‘我愿意’！这个思考是一瞬间决定的，原因没有任何说的。这是我情感所至，也是理智所至。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去祭奠自己的祖宗，那他肯定是个不肖之子。”
文革后期，陈忠实被下放到南泥湾劳动锻炼。当时从西安去延安需要两天时间，第一天在黄陵过夜歇息的时候，他和几个同行相约去黄帝陵祭祖。这是陈忠实第一次拜谒黄帝陵，而其与黄帝陵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也自此开始。
“当时通往黄帝陵连条正经的路都没有，坟地上杂草丛生，满眼都是冷清荒芜。就在那个寒冬的傍晚，我默默地围着那个枯草和积雪覆盖着的黄土冢走了一圈，所有的杂念一扫而光，竟然获得了一种绝少能有的平静沉稳的心境。那个时候在我生存的全部空间里，喧嚣着‘文革’势力到末途的挣扎却也更显疯狂的声音。只有在整个民族的老祖宗的土冢前，我这个年轻人怀着对祖宗的虔诚，获得了作为一个活人的正常的心境。”
在陈忠实看来，黄帝是一个被神话了的真实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开创者。他的凝聚力是不可替代的。站在祖宗陵前，任何歧见都可以暂且搁置，寻找化解的途径，求得共存和一统。历代封建王朝的皇权是王朝的象征，皇权在老百姓的头顶，需三拜九叩，需接受“皇叫你死你不得不死”的律令；而黄帝有黄土的颜色，与老百姓同在黄土地上，可以平视，可以和他比一比谁的皮肤更接近黄土的色泽，他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者。
陈忠实已经记不清几十年中去过多少次黄帝陵，但不管是在什么时间，不管和什么人，他对老祖宗的拜谒就固定为围绕土冢走过一圈这种形式，绝少写关于黄帝的文字。“几十年来多次拜谒的过程和拜谒之后，都没有产生企图表述的欲望。我现在才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在于这老祖宗是无法言说的，或者说在我是难以找到表述的语言的。在黄帝陵前，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
钟明善
1939年生于陕西咸阳，原中国书协副主席，现任陕西省书协名誉主席，陕西诗词协会顾问，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先炎黄子孙应该达成一个共识：黄帝是我们共同的祖先。”钟明善说，“黄帝是黄土地的主人，是黄土文化的代表，是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司马迁在考察地下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十分严谨地在《黄帝本纪》中记述黄帝的功德。”
钟明善介绍，黄帝时代就是现在所讲的新石器时代。而证明黄帝确有其人，有很多实物证据，比如新石器的彩陶。黄帝陵西坡上原先有许多新石器彩陶的碎片，并出土有彩陶盆。
作为著名的书法家，钟明善为乙酉年龙头节民祭轩辕黄帝大典题写了“龙腾中华”的主题词。谈及黄帝的功德，他自然而然地从文字开始说起。“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其创造文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可见文字的创造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随着汉字的创造，我国大踏步地进入了文明的时代，现在很多文明礼数都是那个时期形成的。人们现在每到谷雨节气在白水县的仓颉庙祭祀仓颉，也是对祖宗洪德的感恩。”
在钟明善看来，人不能数典忘祖，祭奠黄帝就是在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祭奠共同的祖先，可以逐步化解往日的隔阂与误会。在祖先的大纛下，凝聚我们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各自的一份努力。
“海内外华人都是炎黄子孙，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兄弟姐妹们回到祖陵祭拜老祖宗，告慰祖宗近来自己的情况，然后兄弟之间热乎乎地坐着，相互拉拉话，交流各自教育、文化、经济方面的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说，祭拜黄帝陵是联系海内外华人中华情结的纽带。”钟明善用非常通俗的言语阐明一个很深刻的文化现象。
一个民族没有传统文化，这个民族的历史是苍白的。一个民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可悲的。
钟明善认为，黄帝陵祭拜黄帝只是一种形式，我们要做的并不只是简单地祭祀，而是弘扬黄帝的文化。修缮保护黄帝陵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比如研究黄帝时期的文化，研究中华文明史的承传，在学校中开设课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等等。
肖云儒
1940年出生，四川广安人。中国文联委员，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陕西省省委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黄帝是一个多维谱系的大民族公认的共同祖先，是我们共有的‘种族记忆’、‘集体记忆’。黄帝使潜藏在中国人每个人心底的原始记忆有了超个人的内容，而上升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黄帝便这样成为这个民族的‘共名’，中华民族的人格神、人格象征。一个像轩辕黄帝这样能够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创造时代、辐射历史的人，是大写的人。”
肖云儒在谈到黄帝以及中华民族时，谈笑间充满了哲学和智慧。
“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看，炎黄二帝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渭水中游是中华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也大体确认。从文化原型学的角度看，轩辕黄帝、黄帝时代及其相关的史料和传说，作为一种远古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原始模型，一个精神母题。”
肖云儒认为，文化学眼光中的”黄帝”已经稍稍不同于历史考古学眼光中的”黄帝”。他是在历史真实黄帝的基础上，由同代和后代人民不断添加文化附着物，不断凝聚新的文化期待创造出来的。作为文化人格的黄帝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由集体不断传递、不断补充、不断丰富的记忆。
在肖云儒看来，黄帝是中华民族多维生成和合的人格象征，是中华民族文化优秀质地组构的人格象征，是中华民族文化内在主要特征的人格全息。
黄帝他在自己人生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格精神，包含着中华民族优秀品格最早的基因和价值体系最早的雏形。例如开放自强的创造精神、建功立业的有为精神、为民利族的奉献精神等等，体现了黄帝的文化人格，构成了承传千古的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丰富内涵。
“伦理中心，家国同构，天人合一这三大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特点，虽然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进程中形成，但也能清晰地看到其中有着黄帝时代的文化基因”。肖云儒说，“黄帝以德治为先，修德化民。在德治基础上,嫉恶如仇,对邪歹暴虐严惩不贷，在看重实践实绩的基础上，推崇人的道德水准和意义境界。这是伦理中心的初始形态。黄帝治国,以家族辐射部落,以部落辐射民族，由血缘而泛滥地缘，兼达天下。他被尊奉为华夏始祖，举凡华裔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黄帝子孙’。这是家国同构的初始形态。黄帝以人而圣，以圣而神,以人道而王道,以王道而天道。这是天人合一的初始形态。”（本报记者 张玲玲）
中华文明的开端 （陕西日报）
■西北大学教授 刘宝才
一、考古发现证明，传说史料记载的炎黄时代原始农业繁荣的状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黄河流域还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的遗址中都有大量多种农具出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收割农具陶刀、谷物加工农具石碾，庙底沟遗址中发现了使用双齿木耒的遗迹，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未曾见到过的。使用双齿木耒遗迹的发现特别可贵，因为木质农具容易腐烂，不能遗留至今，用耒耜耕作的痕迹十分偶然地遗存下来，又十分偶然地被发现，机率非常的小。反过来说，这样的个别发现能够说明当时使用耒耜远远不是个别现象了，炎帝时发明耒耜的传说史料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在长江中、下游诸文化遗址中，特别是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农具种类多，数量也多，而且很有特色，例如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三角犁形器”、“耘田器”，是其他遗址中所没有的。而马桥遗址中出土的石质和骨质农具之精致，可居新石器时代农具之首。这期间出土谷物的遗址较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幅度增多，而出土粟的遗址多数分布在黄河流域，出土稻的遗址多数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为止，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粟的27处，距今6000年至4000年间的在20处以上，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有19处。目前为止，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稻的遗址45处，距今6000年至4000年间的在40处以上，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的有39处，而又有27处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研究证明，粟的种植起源于我国黄河流域。仰韶文化诸部落是种植粟类谷物的发明者和推广者。稻的种植起于我国长江流域，东南诸原始部落是种植稻类谷物的发明者和推广者。
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史前畜牧业是作为种植农业的附属生产部门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在我们所论的时代，畜牧业已相当繁荣。后来中国人说的“六畜”，这时除马是否驯养还不能确定外，狗、猪、羊、牛、鸡都已驯养成家畜。养猪是中国史前畜牧业的特点，这期间各个文化类型的遗址中无例外地都有家养的猪的遗骸出土，越是较晚的遗址中出土越多。有人统计，在庙底沟的26个早期龙山文化灰坑中出土的猪骨骸，比同一地点168个仰韶文化灰坑中出土的还要多。养猪业的发达，证明当时种植农业已能提供足够的饲料，也是种植农业繁荣的证据。
二、考古发现证明，传说史料记载的炎黄时代文化发展水平也是可信的，这可以从文字、艺术和原始宗教三项来说传说史料说，神农氏时没有文字，人们结绳记事，黄帝时发明了文字，仓颉是发明文字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人。我们知道，文字有形、音、义三要素。绳结充其量只能有大小和个数多少的不同，与文字距离很大，不能直接发展为文字。考古材料证明，文字的先驱是刻画符号。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出土有刻画符号的遗址至少有17处，时间不早于仰韶文化、地域则很广，包括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在香港、台湾也有发现。发现刻画符号标本最多的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三类遗址。仰韶文化姜寨、半坡、北首岭遗址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270多件标本，50多种符号。马家窑文化柳湾墓地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好几百件标本，100多种符号。这两种文化的刻画符号有很大的一致性，说明它们已有人们共同承认的含义，具备了文字的某种因素。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目前发现了16件标本，包括8种18个符号，它们的风格更接近实物形象，其中有的符号已被作为文字释读了。公认的最早文字标本有两件，意见出土于河南阳城，是一个泥质薄胎平底黑色陶器的底部残片，外面刻有一个与甲骨文、金文的“共”字字形相似的字，是一个会意字“共”字，它可能是器物所有者所属的氏族的名称。
传说史料对炎黄文化的艺术有许多记载，包括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方面。如说炎帝时创作了名叫《扶持》的乐舞，黄帝时代创作了名叫《咸池》的乐舞。炎帝发明了瑟、五弦琴和七弦琴，黄帝发明了鼓、磬、饶、角、钲等乐器和正五音的律管，还有画着神荼、郁垒与虎的门画以及用来威镇天下的蚩尤画像。属于表演艺术的音乐、舞蹈是时间性艺术，时过境迁便不复存在。属于造形艺术的绘画却有大批实物遗留下来，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可以说明当时艺术发展的水平。这样的实物主要是陶器和玉器。陶器上图画的内容极为丰富，仰韶文化陶器上的鱼、鸟、鹿、蛙、鲵鱼、壁虎形象生动，马家窑文化陶器上的植物花、叶、荚实等纹饰富于变化，从不同方面反映着当时的经济生活和自然环境。特别有趣的是陶器上的人物画，例如马家窑文化的那件舞蹈纹陶盆，用简练的笔触绘出三组少女跳舞的生动形象，不但是我国造型文化最早的杰作，也透露出当时表演艺术的繁荣。还有一件马家窑文化的人头型器口彩陶壶和一件仰韶文化的人头型器口彩陶瓶，都将绘画和器形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人物造型，前者如一名强壮的武士，后者成为一位衣着华丽、体态娴静的短发少女形象。这两件陶器在绘画史、雕塑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显示出中国造型艺术的发展方向。例如，注重写意的中国造型艺术传统，在这时已见端倪。半坡人面鱼纹图，将两条活生生的鱼画在人嘴左右两边，是生活中绝难见到的景象。这幅画不注重写实，而注意表现人与鱼的关系，灌注着人的愿望和情绪。
传说史料有一些记载了炎黄时代原始宗教的状况。例如传说史料记载炎帝“人身牛首”，黄帝战蚩尤时以雕、鹗、鹰为旗帜，有熊、罴、虎等参战，反映着图腾制度的存在。又记载炎帝死后托祀于灶神，有年终举行腊祭合祭百神的习俗，反映着多种自然神并存。至于炎帝重卦作易以及命司怪主卜，巫咸、巫阳主筮的记载，则反映着当时卜筮、巫术的流行。传说史料反映的这些原始宗教状况，总体上也可以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以仰韶文化为例。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动物图案颁布规律是：华山以西以鱼为主，华山以东以鸟为主，华山周围出现鱼鸟结合的图案。极有可能，鱼和鸟分别是华山以西、以东地区氏族的图腾。河南临汝出土的一件陶瓮棺上画着一幅鹳鱼石斧组成的画，很可能是鹳氏族纪念祖先功绩的作品，表现出祖先崇拜的意识。至于河南龙山文化、陕西早期龙山文化遗址中出现石且、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男性裸体像陶罐，更是祖先崇拜的遗物。良渚文化大量出土玉礼器，以璧、琮、璜为典型器物，依文献所记，璧用于祭天，琮用于祭地，璜用于祭方位神，也反映着原始宗教多神并存的状况。良渚文化玉器上多见的那种被称为“良渚神徽”的人形兽形结合的图样，当然更是原始宗教的遗物。
三、炎黄时代，国家已处于形成过程，在这方面，传说史料和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状况也是一致的传说史料记载的炎黄时期大规模战争、黄帝设官治民、划分等级、建立财产制度，是政治权威出现的直接证据。而有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提高的记载，提供了间接证据，说明国家因素出现已经具备了可能。在考古材料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各部落的原始农业都有长足发展，家畜业兴旺，陶器、玉器工艺的进步，可以推测财产出现已成为必然。常被作为政治权威出现的标志的多种现象也都取得了考古资料证据。这些现象中的某一种在考古遗址中单独出现，并不足以说明政治权威兴起。但当它们在一个时代里都已出现的时候，就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考古学界公认：中国的诸新石器文化不断发生交流、融合和分化；在此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内部发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中国历史最终进入了文明时代。依据对于传说史料与考古资料所作的对比研究，我们认为炎黄时代上限比中国新石器时代上限晚，不包括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即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这个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炎黄时代开创的中华文明被后代继承发展，一直没有中断。奠定了近二三千年中华文明模式的周秦两代文明就是在继承发展炎黄时代农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代的礼乐文明强调和谐发展，秦代的制度文明强调民族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两大支柱。我们今天研究炎黄时代的历史，是为了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传承下来，发扬光大。我们相信，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先祖的开创精神会给我们以力量的源泉，我们炎黄子孙会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无愧于伟大先祖的新贡献。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桥山。”藉此，中华民族的根脉在陕西的桥山，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陕西黄帝陵所蕴含的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无法复制的。然而，近些年，随着“祭祀热”不断升温，“黄帝”也卷入了这场“公祭祖先”争夺战中，其中，河南大作祭祀黄帝文章，不足20年的时间，仅借“拜祖”推动文化产业愈做愈大，这不免让守了几千年黄帝陵的秦人瞠目结舌。今年又到清明节，作为唯一被国务院委托祭陵的陕西，真诚、严密地保护中华民族祭祖文化，确实值得尊重，但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是否也应反思——
秦人不仅代表华人虔诚守陵祭祖
亦当弘扬黄帝精神做强文化产业 （陕西日报、中国广州网）
■本报记者 杨静 实习生 张馨月
从夏商周时的民祭到西汉汉武帝率18万大军亲临桥山公祭；从唐太宗时将公祭黄帝陵列于国家级祀典到宋太祖规定在黄帝陵三年一次大祭；从明太祖于公元1370年修葺黄帝陵并规定桥山祭祀到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桥山共祭……2000多年来，朝代更迭、人祸战乱，都没有阻挡炎黄子孙于黄帝陵 “寻根问祖、认祖归宗”的脚步，就这样，祭祖文化在陕西桥山之巅源远流长。
公祭之热 缘何出现
“抵达大陆第一站，先要到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来祭拜，认祖归宗。”这是2005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黄帝陵祭拜时的深情感言。
事实上，到桥山之巅公祭黄帝，千百年来连绵不断，且不说从汉武帝到建国前，黄帝陵公祭就被历朝历代认定为国祭，就是最近20年间，亲临此地祭拜黄帝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已达到两位数，并且每年约60万海内外华人赶赴黄帝陵祭祖。
按理说，已经有了1000多年的黄帝陵公祭传统，再加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桥山。”的明确记载，就足以证明公祭在黄帝陵是毋庸置疑的。可不知从何时起，国内却刮起了“公祭风”，数十个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公祭”活动，有“分”伏羲的，有“争”女娲的，当然，“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这场“公祭祖先”争夺战中更无法置身事外。
“抢黄帝”的理由是：有些地方说他们那里才是黄帝的老家；有些地方说他们那里是黄帝最后战胜蚩尤，奠定大局的地方。于是，各地学者开始引经据典，各执一词，甚至争抢的依据多为一些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
不过，剖析“公祭祖先”争夺战表象，定会发现，“公祭热”的出现也决非偶然。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预见的那样：中国将会走向传统文化的复兴，而 “公祭热”就是传统文化复兴的表象之一。
“公祭热”渗透着本土文化的复兴，但是，国人要清醒地认识到，公祭内涵是源于一种共有祖先的认同，这种认同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凝聚炎黄子孙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寻求精神动力。如果在黄帝、炎帝等先祖走过的地方都建几个莫名其妙的台子和房子，刻上先祖的名号，就可以大张旗鼓的举行规模宏大的“祭拜典礼”，光是华人对“祭拜”地点的疑惑就会大大削减甚至抵消了公祭所能凝聚的民族力量，而这恰恰违背了公祭的初衷。
细细琢磨，在这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公祭大典中，各地政府“公祭搭台，经济唱戏”的良苦用心也昭然若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无可厚非。但关键要看搭什么台，唱什么戏。文化的“高台”搭得太离谱，经济的“大戏”肯定也没法唱好，还会制造虚假的文化记忆，糟蹋了文化，这是对人民群众与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的。
黄陵公祭 华人共享
其实，2008年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岂之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应特别注意“精神”二字。如果离开精神文明这个主轴，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而祭祀文化更是如此，而且讲究祭祀所弘扬的“精神”。
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就有：礼为五经，莫重于祭。可见祭自古就是国之大事，道之大统，礼之根本。而公祭文化就是一种缅怀传统、感恩赞贤，继承和弘扬先祖优秀精神的传统。鲁迅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祖有功，宗有德，血脉崇拜是中华民族祭祀先祖的缘由。中华民族对黄帝的尊崇，实际上尊崇的是一种精神，是生养、培育中华民族的生命之基。正如1994年台胞学人林长勋在祭文中所说：“我们向公孙轩辕氏的精神致敬，并不因为他的战功，也不因为他当时的版图辽阔……。我们来思念黄帝，是因为他种植百谷，建立宫室，以利民生。是因为他创文字、重蚕桑、发明指南车，启迪了知识和文明。更因为他协调诸邦，以德服人，用和平的方法归化了不同的民族，并且建立了勤政爱民的典范。”
那么，为何中华儿女祭祀黄帝才算是认祖归宗呢？
“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开端。首先，在这个时代，黄帝部落迅速崛起，与炎帝部落、蚩尤部落等联合起来，形成中原政治权力中心，这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一次突出地表现出来。其次，在这个时代，集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发明创造，如发明服牛乘马、舟楫车舆，学会了养蚕等等，这是中华民族善于创新的精神第一次突出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尊称黄帝为‘人文初祖’，把祭拜黄帝看作是认祖归宗。”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阐释。
其实，祭黄帝在中华民族是有五千年历史传统的。在先秦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国君无不以炎、黄二帝血统的继承者自居，甚至诸侯联姻都要讲究“姬”（黄帝以姬水成）、“姜”（炎帝以姜水成）二姓。因此，早在先秦人们心目中，已经是“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庄子•盗跖篇》）。此后，从周秦汉唐开始，历朝无论是谁执政，建都在何地，路途多遥远，都会无一例外地到桥山祭黄帝。并且，在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中，有近40个民族的史料都明确记载与黄帝的血脉渊源，同宗黄帝为祖先，这反映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对以黄帝为核心的民族先祖的认同，而这种认同蓄积了无穷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同祖同根，同源同向；血浓于水，四海共襄”，既然黄帝是公认的华人的人文初祖，祭拜黄帝才算认祖归宗，那么，海内外中国人都会有祭拜黄帝的夙愿，可是面对五湖四海的祭拜大典，不少人发出这样的疑问：该到哪里祭拜黄帝？
对于黄陵公祭，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杨永茂曾言，陕西黄帝陵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是无法复制的。
由于黄帝陵祭祖 “民间自发、官方认可、源远流长、由来已久”，加之汉司马迁《史记》记述：“黄帝崩，葬桥山。”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刘宝才：陕西是黄帝文化的一个中心地区的研究成果，陕西黄陵县是黄帝的陵冢几乎成为一个不争事实。而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人们更倾向于陵墓祭祀，因此陕西省黄陵县常务副县长、黄帝陵管理局局长姜文华就认为：各方面并不否认黄帝葬在黄陵桥山这个事实，因此其他地方“拜”黄帝都是以其他名义，但我们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是不管出生地还是工作地，祭祀都是埋葬地。
其实，出于对“人文初祖”的崇敬，任何地方进行纪念黄帝的“拜祖”活动是无可非议的，正如梁启超所言：“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但是，对于一年一度的轩辕“公祭大典”则无可厚非要按传统古礼。
黄帝文化 走向产业
“我们在继续进行黄帝陵有形建设的同时，逐步把工作重心向黄帝文化的无形建设上转移。”谈起黄帝文化的延续问题，黄帝陵基金会理事长、省政协原副主席孙天义坦言。
事实上，孙天义的坦言说明在复兴黄帝文化的发展上，陕西已经在思考：如何让黄帝文化与公祭经济相互支撑，变文化资源优势为现实经济优势，以此衍生出了蔚为大观的“祭祀经济”，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从而繁荣黄帝文化。
不过，在“黄帝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问题，河南新郑市迅猛的发展速度确实值得陕西人反思，新郑以黄帝的出生和建都地自居，仅仅打“拜祖”这张牌。从1992年开始举办炎黄文化旅游节，举办“拜祖”活动，掰掰手指算也不过10多年。从2006年起，新郑市拜祖活动升格为拜祖大典，定于每年三月三举办，借此打造“中华第一大典”。与此同时，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改扩建，其中一期投入就达1.1亿元，从2008年起，拜祖大典由央视新闻频道、国际频道进行现场直播。
这些让陕西人看起来太眼熟的运作却成就了河南的郑州市。拜祖大典举办后，郑州市旅游市场增长显著。郑州市旅游局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2316万人次，同比增长28.7％；国内旅游收入223.5亿元，同比增长29.2％，是历年中增长最快的。
河南人不仅善于模仿，而且懂得创新。2007年的拜祖大典结束后，郑州市立即召开市情说明暨项目推介会。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2008年3月20日，郑州市在香港和北京分别举行了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新闻发布会，郑州市有关领导就拜祖大典筹备问题做了详细的介绍，热情邀请海内外华人回家拜祖省亲。据悉，2009年河南又有新的动作，3月27日举行了电影 《轩辕黄帝》的开机仪式。
河南对文化产业那种无孔不入、风驰电掣的发展态势着实让陕西人瞠目结舌。
“文化产业，谁先走第一步就是谁的。”孙天义说起黄帝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显得有些着急。
的确，面对黄陵公祭1000多年历史的先天优势和当前铺天盖地的“公祭大典”热潮，秦人不仅要代表世界华人虔诚地守护轩辕黄帝陵，一年一度郑重地祭祀“人文初祖”。同时，也要共鉴全国各地“争祭祖先”的意识和举措，凭着得天独厚的黄陵资源，切实做大做强黄陵文化产业。
就像负责黄陵公祭大典音乐制作的省乐团团长崔炳元所提议的：文化产业，只有做大做强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陕西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把“文化强”作为建设西部强省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的三强之一，并且，眼下，陕西文化产业按照西部强省“三强”战略目标，正在从体制、机制上破题。在这种文化产业全面起动的态势下，“黄帝文化”借着千年传统的优势，按照有条不紊的发展步骤，步伐再大些，步速再快些，定会点燃陕西文化产业的发展的导索线，引爆陕西文化产业的百花齐放，这不妨是种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