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学与民族精神
中国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思想认识发展中，形成并总结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主要表现在：自强不息，革新进取，与时俱进，居安思危这几个方面。
古人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这句话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一个民族只有“自强”，才能生生不息，繁衍壮大。当我们讲述夏禹治水的传说、重温《尚书·盘庚》篇殷朝迁都的艰难历程，吟诵《诗经·大雅·公刘》的诗句而知周部落经历的苦难和走向新生的时候，或许就会感受到“自强不息”这四个字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历史的发展又总是同革新进取相联系的。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正是在不断的革新进取中实现的。我们从西周初年的诸多诰文中，可知周公进行了许多改革；春秋战国时期是改革的大时代，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商鞅变法等等，都是改革史上的大事；此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都在进行改革，而人民则是推动这些改革的社会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创造了那个时期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革新进取带来社会的变化和进步，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华民族从不安于现状，而是努力求变，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周易·系辞下》），说明“通变”是人民的要求。适应这种要求的人便被尊为“圣人”，而“圣人”本是与时俱进的人。对此，宋人苏轼曾做了这样的解释：“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东坡志林》卷五“秦废封建”条）“圣人”能把握“时”或“时势”，故可与时俱进。相比之下，还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眼界更开阔一些，他写七十列传的宗旨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说，“不令己失时”是许多人都能够做到的。当然，苏轼指出“时”是不可制造出来，人们只能去把握它，“抓住”它，与其一同前进，是很有意义的。
历史总是要进步的，在任何进步、任何成功的情况下，都应居安思危，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这同样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在与人们讨论治国、做人的问题时，讲了这样一段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从内部看没有有法度的大臣和堪为辅弼的人才，从外部看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敌国和外患，一般说来容易遭到灭亡。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就懂得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个道理了。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就是从这里来的。千百年来，人们世世代代都传诵着、牢记着这句名言。
这句名言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自警精神，经过长期的积淀，成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一个突出方面。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不能脱离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而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思考问题，密切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和命运的人们，他们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实践，对于社会的进步往往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其实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到具体的撰述时，他的思想已不止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种种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的深沉。司马迁当然要秉承父亲的遗志，着重写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可是当他考察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历史时，他就不能只是赞扬和称颂了，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批判之笔也不能不时时要触到汉武帝本人。这同巴尔扎克所写的《人间喜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1]我们只要读一读《史记·封禅书》，就会感到司马迁的嘲笑和讽刺是何等的尖锐与辛辣。这种嘲笑和讽刺正是对于“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史记·平准书》）的时尚之深深忧虑的集中反映。总之，从历史上看，居安思危确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