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炎黄文化研究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具体表现在相关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学术会议和纪念活动频繁举行；研究成果大量出现。研究炎黄文化的学术团体遍布全国各地，众多学术团体聚拢了一批热心炎黄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业余研究者，为炎黄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及各地炎黄文化研究团体的积极组织下，以炎黄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频频举行。据笔者粗略统计，10余年间仅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就有20多次，出版的论文集20多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近八年编纂的八卷本《炎黄汇典》，于2002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炎黄汇典》辑录了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资料共计400多万字，近500幅照片。全书包括《史籍卷》、《方志卷》、《祭祀卷》、《文论卷》、《考古卷》、《诗歌卷》、《民间传说卷》、《图像卷》，是目前辑录炎黄资料最丰富的书籍，为炎黄文化研究提供了资料保障。近年来炎黄文化研究的繁荣得益于各方的重视。一是国家重视。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全球化的大潮，需要利用炎黄文化这样的传统资源来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二是地方重视。各地希望借助炎黄文化来提升本地的文化品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招商引资，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三是民众重视。中国人素有“慎终追远”、“法祖敬宗”的传统，炎黄祭祀热反映了广大海内外华人“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民间信仰。四是学者重视。专家学者之所以重视炎黄文化研究，是因为炎黄文化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复兴息息相关。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炎黄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2005年4—7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大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的第一站就是黄帝陵。他反复强调“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见宋楚瑜时说：“两岸的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相聚在一起，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新党主席郁慕明说：“新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反对分裂国土，坚持反对否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矢志不渝，始终如一。”有位网友评论道：“兄弟不分大小，握手不分先后，同是炎黄子孙，哪有亲疏薄厚，只要坚持一中，大陆诚心迎候！”此帖引起强烈共鸣。结语
尊崇黄帝的前两次高潮恰为中华民族的滥觞和形成期（先秦秦汉时期），第三次和第四次高潮正值中华民族的危机与抗争期（清末至民国时期），第五次高潮适逢中华民族的复兴期（改革开放时期），二者若合符节，绝非巧合。纵观中华民族滥觞、形成、发展、自觉、复兴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帝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帝与中华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 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梁先生所说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就是“文化认同”、“心理认同”。任继愈先生也认为，“中华 民族把文化认同看得比种族血统认同更重要。”[1]黄帝不正是“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的符号吗?这正如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所说：“黄帝的形貌如何较不重要，重要的是黄帝确确实实存在人们心中，逐 渐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股力量。”[2]相信只要这种认同心理继续存在，黄帝崇拜就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准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与国际接轨程度。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3]，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离不开炎黄文化的复兴。研究黄帝，祭祀黄帝，是“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力、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我们今天尊崇和祭祀黄帝时，要对传统的黄帝形象和黄帝文化有所扬弃。要摈弃皇天上帝、太阳神、五方帝之中央帝、道教神仙等神格形象，摈弃帝王鼻祖与帝王楷模的治统形象，保留人文初祖和血缘始祖的形象，但以人文初祖为主塑造黄帝的形象，从而最大限度地弘扬开拓进取、团结统一的黄帝精神，弘扬包括黄帝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发挥其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及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作用，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