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 证成：
治历授时
太史公曰：“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
《索引》曰：“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容成综此六术一而著调历也。” 此皆黄帝史官，各有所司，各有所守，容成综而作历，确立黄帝时之月令，也为尧治历授时立下指标，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传承的方向与原则。
《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是谓尧据之而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两家四兄弟，分居东、南、西、北四方，依据日影长短，及昏中星出现之位置，人民生活状态，以及自然生态之现象，测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即后世所本之二至二分）之时间，给予人民四时月令之生活准则。因民间不知气期天候，则难定播种收获之期。即农事之外，一切行政，也须按时令而行。即如今各机关团体所定之“行事历”，若付阙如，则不知如何措手足。尧因历时明白，有所遵循，故能“允厘百工”，以至“庶绩咸熙” 。这皆是源之于“黄帝考定星历”而来。
按中国历法，自古阴阳合历。阴历据朔，阳历据气，节气乃据太阳而来，阴历是指朔、望、晦；岁指阳气而言，即二十四气，是地球绕太阳一周之数，即三百六十五天多；年指阴数而言，即四季十二月，指太阴月亮绕地球一周三百五十四天多。因此阴阳历每年要相差十一天多，如不加以考虑，则春、夏、秋、冬四季将混淆不清。尧据黄帝“正闰馀” 之恉意，以闰月调和了阴阳历，使春、夏、秋、冬永远不变，年、岁也永远相合。故《尧典》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由此基础，推衍变化，而有十九年七闰法之形成，使阴阳历配合更为周密，相差仅零点零以下。
至于“正闰馀”，据《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以岁之馀为闰故曰闰馀” 之说，所谓“闰馀”，即归余于终，将闰月加于岁末，即当年多一个月，因此殷商甲骨文有十三月之辞，其由来当渊源于此。又汉初一切草创，历法则承秦正建亥为岁首，即以十月为正月，岁末为九月，归余于终，因而有后九月之纪。是中国之历法乃源于黄帝，植根于尧，早于世界各国，又经过历代之努力、改进，其精确度与今日国际通用之格雷哥里历几无差别。所以历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光辉的一页。
修德立业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黄帝由此“修德”振兵之胜利，奠下天子之地位。尧继黄帝曾孙帝喾而有天下，“钦明文思安定”。卽态度诚敬而精明，典法合理而条达，更能尽心从政，安其所应安之人。由修德入手，使九族相亲，百官敬业，诸侯和合相应，人民受其“允公克让”之感召，都能和乐相亲。所以《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不仅由此而“光被四表” ，为四方广大人民所信任，并因此而形成大学篇“修、齐、治、平” 之学。也为后代施政立下典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免而无耻，是不敢为恶也，而为恶之心犹在，止畏刑耳。德礼之教，则有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又能深植其本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而尧之德，实源于其高祖黄帝。当其时，争夺不已，暴虐横行，黄帝能修德以征不享，主持正义，又能时播百榖以养民，旁罗日月星辰以安民，水波土石金玉以富民，此皆帝德之广被也（详参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亦人性之光辉也。
举贤任政
治国以人才为先，此黄帝所以能称雄于黄土高原也。太史公称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按：风后、力牧乃奇才异能之士。据帝王世纪皇甫谧谓：黄帝就梦中情景，占而求之，得风后于海域隅，登以为相；得力牧于大泽，进以为将。 尧继大统，亦曾寻才以自辅，《尧典》曰：“畴咨，若时登庸”谁啊！能够顺应天时，拯救民命，我就拔擢升用他。惜众臣所举皆非人才。乃又询于四岳，欲求贤以自代。《尧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庸，代也。希望能得到一位代天行令，忠于职守，热爱人民之人。并且标榜“明明扬侧陋”，举荐人才不限于某一方；显达明哲之士可以推举，微贱隐逸者亦可举荐，因此而得舜，舜生于“瞽子，父顽、母嚣、象傲” ，这样一个不健全的家庭。瞽，史记引作盲，非瞎眼之人，乃指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有眼无珠者 。父亲是愚顽无知的老头子，后母是口不道忠信之言的长舌妇，弟弟是个傲慢不恭的不良少年。他却能“克谐以孝”，用一个“孝”字使家庭和谐，彼此相亲。“烝烝乂，不格奸” ，家道烝烝日上，再也没有邪恶之事发生。历二十八年的考验，终继尧而为帝，为中国文化留下“禅让”之美名，这正是黄帝用人唯才的善始，而结的硕果。没有黄帝求将求相之举，怎会有尧寻舜之事？
礼乐之邦
咸池，黄帝乐名 。《礼记》曰：“咸池备矣”，郑玄注：“咸池，黄帝作乐名也，尧增修而用。” 咸池之乐如何已不可考，《尧典》仅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这是由乐理入手而强调乐教。要知道直难温，宽难敬，刚易暴，简易傲，这是相互矛盾且相冲突的现象，尧希望能透过乐教，使受教者的表现：既要正直而又能温和，宽大又能敬谨，刚强又不流于苛虐，简易而不会踞傲，这是高超的理想。尧要夔主持乐教，教导天子及卿大夫的长子，让这些政统继承者，在起步之前，能够透过音乐的陶冶，健全他们的品德人格。也因此高超的理想，奠定中国为礼乐之邦之基础。是中国之乐教，赖尧帝而传，也赖尧帝而开。西洋人常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这理论也应该是渊源于中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