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黄帝时，“北逐荤粥”（《史记·五帝本纪》），曾对北蛮进行过军事战争，此后北蛮与中原的关系逐渐频繁。到夏后氏时，太康失国，北蛮一度还入主中原。后相继位后，“乃征畎夷”。到后桀时，“畎夷入居岐之间”。殷商王朝盛时，成汤对夷人，伐而攘之。殷室中衰，诸夷皆叛，武丁伐鬼方，三年乃克。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人在灭殷以前，曾长期生活在戎狄之中。文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武王伐纣获胜，放逐戎夷泾洛之北，穆王时又迁戎于大原。夷王、厉王、宣王三代，大原之戎、条戎、奔戎、北戎、六济之戎、申戎等，或不朝，或灭姜侯之邑，或攻杀秦仲及其族人。秦国就是在和戎狄的斗争与融合中兴起的。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戎逼诸夏。自陇山到伊、洛二水流域，往往分布戎狄。渭首和陇西有绵诸、昆戎、狄、、、冀之戎，泾漆二水以北有义渠、乌氏、朐衍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二水有杨拒泉皋之戎和后来的陆浑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晋之西北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总之，今陕西泾河、渭河、洛河流域，河南伊水、洛水、汝水、颍水流域，各有一些戎狄之人和华夏之人杂居共处。一部分戎人还渡过汝、颍二水，达于江淮流域，他们和华夏族互相渗透，逐渐融合为华夏族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在记述黄帝对于促进华夏族与东夷、苗蛮族的融合，从而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的历史功绩时，徐旭生指出：“他们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始而相争，继而相亲，以后相争相亲，参互错综，而归结于同化。”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39页）

    讨论这一问题时，常有人把黄帝仅仅看作汉族人的祖先，这也是不合适的。对此，李绍连曾撰文指出：

    在这里应该指出，有人把黄帝仅看作汉族的祖先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如前所述，今天的汉族实际上包含了华夏、蛮、夷等中国境内大多数原始部落的血统和文化，是一个有别于任何部族的庞大融合体。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炎帝和黄帝是汉族的祖先之一，蛮、夷诸部族的祖先也应是汉族祖先之一。同样，后代那些分别源于蛮、夷等原始部族的少数民族，也与汉族有共同的祖先。另外，亦有少数华夏族的后裔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迁徙到边远地区而成为少数民族，直接或间接承认炎帝或黄帝为他们的祖先。再则，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56个兄弟民族都是在汉、唐、宋甚至更晚的时期形成的，距离炎黄时代有三四千年之遥。由于迁徙、杂居、通婚等原因，子孙繁衍，支系无谱，很难在血统方面准确判别几千年前的某部族首领是某民族的祖先。与其把炎帝、黄帝或其它某个原始时代的英雄人物看作是某族的祖先，不如把他们看作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更科学、更符合历史实际。（《炎黄文化研究》第2期）

    所以，对于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的提法，仅仅拘泥于血统上的认同是片面的、狭隘的，更多地应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创造、融合和历史传承，着眼于黄帝在铸造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上的奠基作用。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指“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这说明，中华民族是由众多的古今各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组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都有各自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各民族长期在统一的国家中共处并发展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多源交融到多元一体，自觉地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