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不但促进了黄河中游各部族融合为华夏共同体，他所创造的部族融合方式为华夏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范例，成为后世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的渊源。

    在黄帝时代，我国最大的原始部族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东部沿海的东夷族、江汉地区的苗蛮族。这三大部族均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由此形成三大文化，即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及其各自后起的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黄帝打败蚩尤，促进了华夏族与东夷族融合。黄帝将九黎部落中的一部分融合在华夏共同体之内，另一部分在战败之后，被迫渡河南迁，退居南方，占据了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等广阔的地区。对此，古籍有不少记载。如《尚书·尧典》曰：“窜三苗于三危”。到尧、舜、禹时期，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史书中称之为“三苗”，有时又称为“有苗”或“苗民”，其首领为兜。古文献一般认为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如《国语·楚语》上说：“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注云：“三苗，九黎之后。”“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足见三苗乃九黎之后的又一强大部落联盟，它可能与当地的原有部落缔结了婚姻或联盟的关系。总之，三苗部落人数众多，又有着洞庭、鄱阳诸湖和汶山、衡山等地理方面的优势，势力得以迅速振兴，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部落联盟，与尧舜禹相抗衡。

    尧、舜、禹继承黄帝的民族融合旗帜，对三苗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吕氏春秋》记述尧战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墨子·非攻下》也云禹征有苗。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多次叛乱，尧便发兵征有苗，在“丹水之浦”将有苗打败。舜时，三苗仍不服。禹主张以武力进行征服，但舜主张以笼络政策安抚。但安抚的收效不大，舜于是命禹将其征服，并强迫三苗改易习俗，此即“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篇》）。《淮南子·修务训》说： “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舜的两个妻子娥皇、女英见丈夫南征不回，绝望而哭死洞庭，成为“斑竹一枝千滴泪”这一著名典故的来源。这说明尧、舜、禹为完成黄帝开创的融合各部族而为华夏族的业绩，作了百折不挠的斗争。江汉地区从湖北龙山文化到楚文化一系列地区文化遗存中有越来越多的华夏族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正反映苗蛮与华夏族同化的趋势。

    商周时期，三苗的主要部分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其他民族杂居，被称为“荆楚”。商王朝不断以武力征讨荆楚，“挞彼殷武，奋发荆楚”（《诗经·商颂·殷武》），代商而起的周王朝，也屡屡出兵攻击。经过长时期的战争与融合，三苗的大部分形成楚族，后成为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余的部分，聚居在楚国西部边境，最后成为楚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后来也被融入华夏族。

    在黄帝时期，北方还存在一些比较松散的游牧部落。这些部落后来被视为北蛮，经过数千年的斗争和融合，大多数也被融入华夏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