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射父在这里描述古代宗教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第一个阶段，神事与民事明确区分开来，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就其性别而言分为巫、觋，以其职掌则又有宗祝之别。第二个阶段民神不分，人人都能进行祭祀活动，沟通神灵，个人都是巫师，神民同位。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是九黎族破坏旧秩序所造成的。“民渎齐盟，无有严威”，宗教权威受到威胁。第三个阶段，五帝之一的颛顼运用权力，命重黎分别管理民事和神事，使民神异业，宗教活动被权力机关垄断起来，成为政权的一个部分，这就是政教合一。所以，可以这样说，上古宗教所谓民神不分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实质上就是当部族交往越来越频繁时所出现的各种宗教传统的冲突局面。而对各部族宗教传统格局的打破与融会，则始于黄帝时代，这一过程直到颛顼时期才有较彻底的变化。

    黄帝时代宗教领域的变化在考古材料中已有所印证。如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位于凌原、建平两县交界处，属于红山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5500—5000年。“女神庙”位于牛河梁北山丘顶，地势较高，处于这一代红山文化分布地点的中心位置。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组成，前者为主体，后者为附属。在庙室之中出土了许多泥塑造像，多为人物，属女性，主室内有彩绘人像的头部、肩、臂、手和乳房以及动物像“猪龙”的头、蹄等，庙内还发现了一些祭器，多为陶制品。由于此庙不是建在居民生活区内或附近，因此它与任何一个居民点都不应有特殊关系。应该是一种公共性的祭祀活动的场所。这表明在黄帝时代稍前，中国宗教崇拜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已经出现了超越单个居民生活点，为多个居民生活点所共同崇拜的偶像系统，并且能够兴建较大规模的祭祀场所。

    南方良渚文化丰富的祭祀活动遗存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良渚文化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省常州市一带，它的前身是崧泽文化。整个良渚文化延续的时代大约为公元前3300—2200年。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其中有玉璧、玉钺、玉琮等。玉璧是常见的随葬器，少的一二件，多的达四五十件。玉琮也是良渚遗址中常见的随葬品。在寺墩遗址中有“玉琮33件，一件镯式玉琮置头部右上方，32件方柱形玉琮除置于头部正前方的一件和脚后的四件外，都围绕人骨架四周”（《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等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反山墓出土的玉以其高超的加工艺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12号墓中出土了一副最重的琮，编号为M12∶98，简报称为琮王。琮身高8.8厘米，孔径4.9厘米，钻凿技术高超，表面纹饰精美。在它的四个正面的直槽内上下各有一个“神人与兽面复合像”，有人称之为神徽。整个纹饰高仅约3厘米，宽4厘米，上部为神人，下面为兽面。神人的脸面、眼、鼻、牙、上下肢、掌指，所戴的羽冠和帽，兽面的眼、鼻、嘴、牙都表现出来，甚至“肉眼极难看清所有细部”（《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这种“神徽”图案被认为是良渚文物中诸多玉琮图案的原型，具有典型代表意义。